本周一人民日報刊出了《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的萬字長文，這次訪談的社會關注度空前高，說明大家對權威人士的份量已經充分認識到了，相比去年5月25日權威人士同樣在人民日報發表的《五問中國經濟》，關注程度真有著天壤之別。但筆者發現，盡管點評和解讀權威人士談話的文章已經數以千計，但真正能解讀到位的并不多。為此，我也湊個熱鬧，談點體會。

權威人士為何要連發三文

或許是因為去年的問答發表在第二版，而且是首次以權威人士名義在黨報發表，故一開始并沒有引起大家重視。但是，今年1月4日權威人士又第二次發表了《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終于引發了大家的關注，尤其是金融市場人士，因為兩次權威人士的以推進改革為主線的問答發表后均出現了股市大幅下跌，說明股市上漲的動因不是改革牛，而是水牛（資金推動）。

其實，這三篇文章，一篇比一篇語氣強烈、觀點鮮明，而且邏輯一致。其中前兩篇早在今年的1月10日，人民出版社就出版單行本，并向全國新華書店發行，規格之高令人咋舌——為幫助社會各界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怎么看”“怎么干”，人民出版社將上述兩組文章匯編成書，供廣大讀者學習時參考使用。該書英文版也將于近期推出。

為何如此迫切地要以權威人士名義發文章呢？不妨引用一段權威人士的原話：2013年，中央認為我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階段，明確了我們對經濟形勢應該“怎么看”。2014年，中央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對此作了系統性理論論述，既進一步深化了“怎么看”，又為“怎么干”指明了方向。2015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深化了“怎么看”和“怎么干”的認識，又進一步明確了主攻方向、總體思路和工作重點。

按此邏輯，2016年就只能說一個字：干！但如今又過去了4個月，且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過了兩年半了，但改革的推進似乎不是特別順暢，經濟政策的運用方式依然還是老套路，即不斷通過擴大投資來維持經濟增長，但投資的邊際效應在遞減，產能過剩、庫存增加、杠桿率提升問題在加重。尤其是第一季度信貸規模猛增，趕上2009年推出的兩年四萬億的刺激水平，這或許就是權威人士焦慮之下連發三文的原因。

政策效應的三大約束條件

見到不少政策解讀報告，邏輯都很簡單，即出什么樣的政策，就會有什么樣的結果，如發展京津冀，則京津冀的投資機會就會大增；出臺國企改革方案，則國企改革就能順利推進；設立自貿區，則自貿區內企業的利潤就會大增。這些邏輯都是建立在政策目標的實現率非常高的假設之上，但從過去的案例看，事實遠非如此。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是2013年開完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習總書記考察山東時說的話，人民日報權威人士也在這篇文章中引用了這句話。這充分說明，出臺什么樣的政策，提什么改革藍圖都不重要，關鍵看政策和規劃能否執行和落實到位。權威人士之所以對第一季度的經濟感到擔憂，是因為第一季度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國有企業，都在投資上做加法，銀行也拼命放貸，如一季度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只有5.7%，而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達到22%。此外，在處置僵死企業方面卻沒有做多少減法，反而期望經濟回暖來做大分母（資產），從而降低杠桿率。

回顧歷史，同樣會發現政策目標的完成率與政策上是否做加法還是減法，或是同時做加減法很有關系。例如，這么多年下來，應對產能過剩的政策層出不窮，但效果卻不怎么樣，產能過剩問題越來越嚴峻，我們完全可以用這些過去這些政策案例進行政策效應評估。因為一項政策目標在推行過程中，存在執行難度，既要考慮執行意愿，還要估計執行能力。

即目標完成率=設定目標×難度系數×意愿率×執行力系數

首先看難度系數，這可以解釋過去10多年來為何改革推進速度不快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容易改的早就改了，留下的大都是難啃的骨頭。比如，30年前的改革可以闖紅燈，可以摸著石頭過河，因為當初所付出的代價不大。如今，即便是匯改，也不得不選擇合適的時間窗口，如CPI、GDP增速、失業率、中外股價指數波動等因素都需要考慮。

難度系數實際上取決于兩大因素，一是環境因素，二是政策設定因素。前者只需在現有環境條件下求解，后者則需要在人為設定下求解，如往往被要求在魚和熊掌都能兼得的情況下，實現政策目標。比如，國企改革已經開展了20多年，目前仍在繼續探索和推進，這可能與人為設定目標過多有關。

其次看意愿率，按此公式，便容易解釋為何有些政策目標的完成率非常高，如奧運會、世博會，因為做的是加法，時間短，且難度系數不高，故見效快，意愿和執行力都很強；又有些政策目標如醫改、養老金缺口彌補、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不僅完成難度大，而且都是要讓地方政府出錢，做的是減法，故執行意愿不強。同時，由于實現目標所需的改革成本和資金成本高昂，也讓地方政府望而卻步。

更有一些中央政府為了應對地方投資過熱或產能過剩而出臺的政策，地方不但不去認真執行，還反其道而行之，即所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例如，2009年下半年清理地方融資平臺的政策就已經實施了，但2012年的城投債（實際上就是地方政府債）發行總額約同比增長150%左右。再如，國家在對鋼鐵行業的政策上一直采取淘汰落后產能、鼓勵收購兼并，但為何產能越限越多，而并購則少有發生呢？原因在于地方保護和政企不分。因此，不突破現有的體制框架和利益格局，那些優化資源配置、制止盲目投資的政策目標是很難實現的。

第三，還得考慮到執行力。如果說意愿是與自身利益相關的話，那么，執行力則與執行者的操作能力相關。從有利于提升執行力的方面看，當前簡政放權、反腐倡廉等活動卓有成效，降低了執行成本，有利于提高執行力；但不利的方面恐怕也有，如這段時間以來，公務員離職現象比較明顯，這會否影響到政策的執行力，我沒有調研，也不敢妄言，只是邏輯演繹而已。

經濟轉型不是說轉就轉

我有一個經驗，凡是一些耳熟能詳的口號，一定是喊了很多年便成為口頭禪，實現的難度總是非常大。原因在于，若真能實現的話，就不用一直喊下去了。比如，我們經?？吹竭@樣的標題：實現。。。只有靠改革、發展。。。只有靠創新驅動，如果改革或創新能解決所提問題，那為何一直要拖到現在還沒有實現目標呢？

目前來看，改革和創新這兩個詞基本上成為萬能膠，什么地方都可以貼，類似的詞還很多，若把過去30年來提出的那些口號、政策目標與迄今為止的執行效果進行逐一比照，就不難發現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很大。就以“轉型”這個詞為例，它也是非常熟悉的口頭禪，“中國經濟要實現轉型”這類口號從提出至今，至少不止20年了，但現在還在力推。說明轉型是一個漫長過程，也是一大系統工程。如果中國經濟真能實現轉型，成為像美國、日本、德國這樣的制造業強國和科技領先的大國，那真的就改寫了中國的千年歷史。

比如200年前中國的外貿就已經很發達，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而且幾乎對所有的國家都是貿易順差。如今中國還是全球出口第一大國，但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高的占比不大，同時加工貿易出口的占比達45%左右。說明過去200年來，中國的盈利模式并無多大改觀。過去是砍伐森林種桑樹，大量出口絲綢，如今則是污染環境發展出口，賺取外匯。

是否存在政策有效性遞減現象

從數據上看，過去10多年來，存在固定資產投資額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大，新增貸款額占GDP比重也越來越大的現象。這說明，積極財政政策（投資）和寬松貨幣政策（信貸）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弱。原因是什么呢？

我認為，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隨著經濟體量的增大，增速必然下降，要維持經濟增速穩定，必然要付出越來越大的代價，故這實際上符合簡單算術原理。二是中國GDP中，國有的份額在不斷減少，大約20%多一點，民間的份額在不斷增加；從固定資產投資看，民間投資要占三分之二，國有只占三分之一；從就業人口看，國企大約只占15%的城鎮就業人口。

因此，網上經常有人調侃說，本屆人民不行。實際上從經濟學上可以解釋為，政府的逆周期政策，肯定與市場行為相反，但由于中國的市場經濟成分在不斷提高，故政策的響應度遞減。其實，次貸危機之后，美國政府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響應度更差，這才會出現QE1至QE3的不斷延續現象，因為美國的商業銀行不聽美聯儲的話。日本的安倍經濟學，也遇到了類似的窘境。

從今后看，中國經濟運行中所出現的這一現象，也對中國經濟政策的預期效果帶來影響，使得我們更有必要來客觀評估政策效應。

穩增長政策會否出現大調整

從權威人士的觀點看，經濟會走L型，即便不刺激，經濟增速也不會跌到哪里去，同時，隨著勞動人口數量的減少，就業也不會成為問題，還是應該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我完全同意以上觀點，而且，我一直以來也是這么認為的。但同時，我覺得穩增長政策會出現一些微調，但大調整的條件并不具備。

首先，穩增長、防風險、促改革這三大目標之間還是相互關聯的。中國經濟今后如果能維持L型，就必須得保持穩增長政策的持續性。這與政治局會議的判斷也是一致的，即認為中國經濟仍存在下行壓力。既然有下行壓力，要實現穩增長的目標，則還是需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否則的話，出口負增長，消費難提升的情況下，若投資增速再度下行，必然導致GDP增速下滑。

其次，防止出現系統性風險是所有政策出臺的大前提，因為一旦出現系統性風險，所有的改革舉措就會前功盡棄。因此，按照權威人士的觀點，防風險也是穩增長，這就需要維持各類資產價格的相對穩定，避免出現大幅波動而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而要避免資產價格的出現大幅波動（主要是下跌），則市場利率水平要維持相對低位，這就需要保持金融市場適度的流動性。換言之，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會轉向。

第三，在穩增長的前提下，政策的微調仍有可能，而且是必須的。比如，權威人士反復強調的經濟“分化“現象的必然性，即經濟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或不同企業之間均會出現分化。按照過去的做法，比較注重均衡發展，如對落后地區、產能過剩行業和僵死企業給予特殊的照顧政策。如今，是否可以采取優勝劣汰的方式？再如，中國房地產出現一二線城市供不應求、三四線城市供過于求并存的狀況。過去的做法是一線城市實行人口限制流入，三四線城市鼓勵農民買房的政策。這種與市場配置資源相反的做法，能否改過來呢？如是否考慮一二線城市增加住房土地供給，三四線城市限制房地產土地供給。

至于權威人士說提及的股市、房市、匯市要回歸市場本原的觀點，我認為大方向是對的，但應該是長期目標，短期內若回歸本原，則可能因泡沫破滅而導致發生系統性風險。這也是與我前面提到的政策效應分析中必須考慮三個約束條件的邏輯是一致的，即政策施行的難度系數、政策落實的意愿和執行能力。

（來源：微信公眾號lixunlei0722，作者：李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