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金融業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服務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大局，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金融業籌集社會資金，支持國民經濟恢復重建。改革開放后，金融業的活力和潛力得到極大釋放，迎來大發展大繁榮時期。黨的十八大以來，金融系統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加快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業綜合實力進一步增強。

　　基本建成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現代金融市場體系

　　新中國成立伊始，我們白手起家，迅速建立了統一的法定貨幣制度，有效平抑了物價，穩定了新中國經濟秩序。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計劃經濟時期，金融機構比較少，長期只有中國人民銀行一家機構。從1979年起，陸續恢復建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等國有專業銀行，開始打破人民銀行“大一統”的銀行體系。1994年，成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3家政策性銀行，承接四大國有專業銀行原來的政策性業務，四大國有專業銀行開始真正向商業銀行轉變，多層次銀行體系逐步形成。

　　目前，我國金融業已形成了覆蓋銀行、證券、保險、基金、期貨等領域，種類齊全、競爭充分的金融機構體系。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達到4588家，其中政策性銀行2家、開發性銀行1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6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12家、城市商業銀行134家、農村商業銀行1427家、農村合作銀行30家、農村信用社812家、村鎮銀行1616家、民營銀行17家，信托公司68家，金融租賃公司69家，企業集團財務公司253家，汽車金融公司25家，消費金融公司23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4家；證券公司131家，基金公司120家，期貨公司149家；保險公司229家。全國金融業總資產300萬億元，其中銀行業總資產268萬億元，規模位居全球第一；證券業總資產7萬億元；保險業總資產18萬億元。民間資本在股份制銀行股本中占比超過40%，在城市商業銀行中占比超過50%，在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中占比超過80%。

　　在金融市場建設方面，我國金融市場從無到有穩步發展，并伴隨著經濟體制轉軌，逐步建立了功能相互補充、交易場所多層次、交易產品多樣化的金融市場體系，配置資源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持續增強。

　　債券市場方面。1981年，我國重新發行國債，結束了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的長達20年的“無債”時代。1982年，為滿足信貸資金之外的生產資金需求，企業債券開始發行。2005年以來，銀行間債券市場明確了“放松行政管制、面向合格機構投資者、依托場外市場”的發展方向，實行備案制，建設步伐明顯加快。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以銀行間債券市場為主導，包括交易所市場、商業銀行柜臺市場在內的多元化、分層次的債券市場體系，債券市場托管余額超過90萬億元，成為全球第二大債券市場。

　　股票市場方面。1984年，我國第一只股票公開發行。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先后成立，標志著我國股票集中交易市場正式形成。2005年的股權分置改革解決了長期困擾資本市場發展的問題，結束了上市公司兩類股份、兩種價格并存的歷史。近年來，在先后設立了中小板、創業板、新三板后，于2019年6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推出科創板，開始探索股票市場注冊制改革，逐步形成了多層次的股權市場體系。目前，滬深兩市上市公司近3700家，總市值54萬億元，成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場。

　　保險市場方面。從1979年恢復國內保險業務開始，保險市場不斷發展壯大，逐步建立了由保險公司、保險中介機構、再保險公司、保險資產管理公司等市場主體組成的保險市場體系，形成了覆蓋人壽保險、財產保險、醫療保險、再保險、農業保險等多領域的產品體系，在風險分擔、服務民生、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8年末，我國原保險保費收入3.8萬億元，保險密度2724元/人，保險深度4.22%，成為全球第二大保險市場。

　　貨幣市場方面。同業拆借市場起步于1984年，武漢、廣州、西安等大城市率先建立同業拆借網絡，隨后形成各地的同業拆借市場。1994年，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建立了全國統一的同業拆借市場，并不斷擴大同業拆借市場參與主體，成為金融機構調劑頭寸余缺、中央銀行實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重要場所。2018年，同業拆借業務成交139萬億元，增長76%。同時，票據市場迅速擴大。自20世紀70年代票據業務誕生開始，陸續建成中國票據網、電子商業匯票系統。2016年建立了全國統一的票據交易平臺即上海票據交易所。2018年，全國共發生票據業務2.22億筆，金額150萬億元。

　　外匯市場方面。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統收統支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開放后，開始實行外匯留存管理，逐步產生了外匯調劑市場。1994年開始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目前，外匯市場主體日趨多元，基礎設施更加完善，產品不斷豐富，可交易貨幣由美元等少數貨幣幣種逐步擴大到26種貨幣。2018年各類外匯交易產品累計成交29萬億美元。2019年8月末，外匯儲備余額3.1萬億美元，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基本建成了以服務實體經濟為目標、便民利民的金融服務體系

　　新中國成立70年來，金融系統堅持以民為本、服務民生，不斷拓寬服務領域，提升服務能力和管理水平，存款貸款、支付清算、理財投資、信息查詢等基礎金融服務的便利性和普惠性走在了世界前列，金融市場的登記、托管、清算、結算、征信、評級體系基本健全，金融基礎設施不斷完善。

　　基礎金融服務基本實現了全覆蓋。面對日益增加的金融服務需求，金融機構不斷創新金融服務模式，豐富金融服務產品，持續加大金融服務供給。目前，我國銀行賬戶107億個，股票投資賬戶1.5億個，居民壽險保單11.6億件。至2017年，擁有銀行賬戶的成年人比例達到80%，超過全球平均水平11個百分點。至2018年末，銀行網點鄉鎮覆蓋率達96.3%。

　　支付清算服務實現跨越式發展。我國支付清算從手工操作、手工聯行到電子支付、電子聯行，逐步建成現代化支付系統，特別是核心支付系統建設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2005年，建成大額實時支付系統，實現了跨行支付交易的即時轉賬清算，成為連接社會經濟活動及資金運行的“大動脈”。2006年，小額批量支付系統上線運行，為小金額、大批量跨行支付清算交易提供了低成本的公共支付平臺。同時，我國移動支付的業務量、處理效率、覆蓋面，均居世界領先水平。2018年，銀行機構、支付機構共發生移動支付業務約5224億筆，金額約445萬億元，其中以支付寶、微信支付為代表的非銀行支付呈現爆發式增長，極大地方便了人民群眾的小額資金支付匯劃需求，為中國各類共享經濟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撐。

　　征信體系建設取得長足進展。2006年7月，全國集中統一的個人和企業信貸征信系統建成運行，目前已覆蓋全國2200萬戶企業和9億自然人，為商業銀行等機構防范信貸風險提供了重要支持。2013年3月15日，《征信業管理條例》出臺。近年來，非銀行信貸領域的市場化個人征信、企業征信機構發展日趨規范，信用登記、信用評分、信用評級等征信業務迅速發展，競爭有序、功能完善的征信市場體系初步形成。目前經備案的信用評級機構97家、企業征信機構133家、個人征信機構1家，80％以上為民營企業。

　　人民幣現金現鈔供應得到充分保障。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先后設計發行了五套人民幣，人民幣印刷工藝、防偽性能不斷提高。截至2019年8月末，流通中人民幣現金（M0）7.3萬億元。黨的十八大以來，順應金融科技發展需要，積極推進法定數字貨幣（DC/EP）研發，并取得重要進展。

　　經理國庫現代化水平穩步提升。1985年《國家金庫條例》發布，建立了中央銀行經理國庫的體制。2014年8月修改后的《預算法》再次明確了中央銀行經理國庫的體制。目前，全國共設立五級國庫機構5000余個，建成了全國統一的國庫會計核算體系和標準化業務處理模式，實現了財政、稅收、海關、商業銀行以及國庫（中央銀行）之間的橫向聯網，納稅人足不出戶幾分鐘內就可完成稅款繳納。

　　小微民營企業融資服務顯著改善。小微企業、民營企業一直是金融服務的重點。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堅持以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發揮“幾家抬”合力，實施信貸、債權、股權“三支箭”政策，持續引導和改善小微民營企業融資服務。至2019年8月末，普惠小微企業貸款余額11萬億元，貸款覆蓋面穩步提高，支持小微經營主體2470萬戶；民營企業貸款余額45萬億元。

　　基本建立了有效維護金融穩定的金融監管體系

　　在長期的計劃經濟和經濟轉軌過程中，金融系統在不同歷史階段都積累了一定的體制機制性金融風險。針對重大風險隱患，黨中央、國務院果斷決策，堅定不移地推動金融改革，優化金融監管體系，加強監管協調，穩妥處置化解，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

　　堅持以改革的方式化解金融風險，持續提升金融體系健康性。特別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影響下，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我國金融風險有所顯現，當時的一些輿論認為，我國大型商業銀行已經處于“技術上破產”狀態。2003年以來，果斷推動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按照核銷損失、剝離不良、注入資本、公開上市四個步驟，精心設計，穩步實施，在國家支持下，大型商業銀行相繼在滬、港兩地上市，健全了現代公司治理結構。與此同時，按照明晰產權關系、強化約束機制、增強服務功能、國家適當支持、地方政府負責的總要求，全面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設計正向激勵機制，引導農村信用社逐步“上臺階”。按照“分類指導、一行一策”的原則，穩步推進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還通過撤銷、關閉、重組、購并等方式，有效治理城市信用社、信托公司、證券公司等行業性風險，促進各類金融業態規范發展。

　　通過改革，我國銀行業脫胎換骨，面貌煥然一新，風險管控能力和盈利能力顯著提高，為抵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奠定了堅實基礎。2011年以來，中國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先后入選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資產總規模和主要經營指標位居全球同業前列。2019年6月末，銀行業不良率1.99%，資本充足率14%，撥備覆蓋率180%。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取得階段性成就。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一些長期積累的風險逐步“水落石出”。2018年以來，金融系統堅決落實中央關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決策部署。一是堅持結構性去杠桿，宏觀杠桿率過快上升勢頭得到遏制，出臺資管新規并給予適當的過渡期，影子銀行風險得到初步治理。二是專業、高效、穩妥處置重點機構風險，依法果斷對包商銀行實施接管，堅決打破剛性兌付，嚴肅市場紀律。三是有效應對外部沖擊風險，保持金融市場穩定運行。四是深入開展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網絡借貸、虛擬貨幣交易等存量風險大幅壓降。五是及時補齊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基礎設施、互聯網金融、影子銀行等領域監管制度短板。目前，金融風險整體收斂、總體可控，市場預期發生積極變化。

　　適應金融業的快速發展，不斷優化金融監管體系和法治體系，提升金融監管專業性和有效性。1948年12月1日，伴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和迎接新中國的誕生，人民銀行在河北石家莊宣布成立。1979年，國家外匯局成立，由人民銀行管理。1983年，人民銀行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履行宏觀調控、金融監管、金融服務等職責。1992年，國務院證券委和中國證監會成立，1998年國務院證券委并入中國證監會，同年中國保監會成立。2003年，中國銀監會成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金融監管協調進一步強化，2013年人民銀行牽頭建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2017年召開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決定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統籌金融改革發展與監管，加強宏觀審慎管理，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由人民銀行承擔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職責。2018年，中國銀監會和中國保監會實現職能整合，組建中國銀保監會。目前形成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統籌抓總，“一行”“兩會”“一局”和地方分工負責的金融監管架構。

　　現代金融法治體系基本形成，建立了以《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期貨法》《保險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等基礎金融法律為核心，相關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規范性文件為重要內容的金融法律制度框架。出臺了《票據法》《反洗錢法》《金融統計管理條例》《征信業管理條例》《存款保險條例》等法律法規。此外，還建成了全國集中的金融統計信息系統，建立金融業綜合統計制度。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監管取得重要進展，有效遏制了金融領域洗錢與恐怖融資風險。

　　近十幾年來，金融管理部門積極借鑒國際監管經驗和標準，初步建立了市場化的風險處置機制和符合中國國情的金融安全網。其中，2005年成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2007年成立期貨投資者保障基金，2008年成立保險保障基金，2014年成立信托業保障基金，2015年建立了存款保險制度，并已經在風險處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基本形成了有效實施逆周期調節的宏觀金融調控體系

　　在新中國發展的不同階段，金融調控始終努力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守護好老百姓的錢袋子。新中國成立之初，迅速統一貨幣發行，結束了此前的法幣惡性通脹局面。計劃經濟時期，實行貨幣信貸的統收統支、統存統貸，有效控制現金和信貸總量，促進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改革開放后，根據經濟金融形勢變化，適時適度調整貨幣政策，成功應對了1984年、1988年、1992～1993年的通貨膨脹、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和本世紀初的通貨緊縮。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在全球率先實現企穩回升。2009年第二季度我國經濟強勁復蘇后，針對經濟運行中的新情況、新問題，適時調整貨幣信貸政策，在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同時，扭轉了一度出現的物價較快上漲勢頭。2018年以來，面對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出現的周期性下行壓力，貨幣政策既保持戰略定力，又適時預調微調，積極加大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支持。

　　近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接近潛在增長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超過30%；消費物價漲幅保持在2.2%左右，較好地實現了金融調控預期目標。

　　一是優化貨幣政策中間目標體系。為適應市場經濟需要，改革信貸規模計劃管理模式，取消了信貸規模限額控制，逐步確立貨幣供應量（M2）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隨著金融市場發展和金融產品日益豐富，貨幣需求函數的穩定性逐步下降，數量型中間目標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之間的穩定關系趨于弱化，精準調控貨幣供應量的難度增加。為此，2012年我們適時創建優化了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并作為貨幣政策重要參考，調控機制逐步從以直接調控為主向以間接調控為主轉變。

　　二是創新貨幣政策工具體系。為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引導金融資源更多流入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我們初步建立了中央銀行擔保品管理框架，健全優化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再貼現等貨幣政策工具制度，創新設立了中期借貸便利（MLF）、常備借貸便利（SLF）等貨幣政策新工具，不斷提升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三是不斷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1993年利率市場化改革啟動以來，按照“先外幣后本幣、先大額后小額、先長期后短期、先貸款后存款”的思路，有序擴大存貸款利率浮動范圍，到2015年10月完全放開了存貸款利率管制。2019年8月，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形成機制，促進貸款利率“兩軌并一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為貨幣政策調控框架逐步從數量型為主向價格型為主轉型奠定了基礎。

　　四是建立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人民銀行較早在逆周期宏觀審慎管理方面進行了創新性探索。2010年以來，通過引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探索開展宏觀審慎管理，實施逆周期調節。隨后將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MPA），逐步將更多金融活動和資產擴張行為納入宏觀審慎管理，并探索建立外匯市場、房地產金融、債券市場等領域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2017年，“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正式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

　　中國是一個大型經濟體，貨幣政策主要是服務國內經濟，以我為主，綜合考慮國內經濟形勢和物價走勢進行預調微調。目前，我國貨幣政策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適中，政策空間較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相比一些發達國家中央銀行實施零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我國貨幣政策始終保持在正常區間。同時，我國利率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處于相對低位，近年來社會融資成本特別是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成本實現了穩中有降。

　　基本確立了面向全球、平等競爭的金融開放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業逐步擴大對外對內開放，協同推進擴大開放、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在擴大開放的同時，重視防范金融風險，不斷提升金融監管能力，使之與金融開放程度相匹配。

　　在金融機構準入方面。1979～1981年中國集中批準31家外資金融機構在華設立代表處，拉開了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序幕。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后，按照承諾開放了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和業務限制，擴大了境外金融機構入股中資銀行的比例；以合資或合作的形式部分開放證券服務業，外資證券機構可通過合資券商從事國內證券發行和資產管理業務；對外資保險公司開放了全部地域和絕大部分保險業務。在全面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的同時，我國還根據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需要，積極實施了一系列自主開放措施。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按照金融業是競爭性服務業的本質屬性，建立健全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對內外資一視同仁，大幅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特別是2018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宣布，中國將大幅放寬市場準入，相關措施落地“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人民銀行代表金融系統立即宣布了11條對外開放舉措，銀保監會、證監會隨后陸續推出40條具體開放措施。2019年7月，李克強總理在大連達沃斯論壇宣布，到2020年全面放開證券、期貨、壽險外資股比限制。同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再次公布新的11條金融開放措施，對銀行理財子公司、資產管理、保險、證券、基金、期貨、評級等領域大幅放寬準入條件或業務范圍。

　　目前，我國金融業對內外資已按照同等條件批設金融牌照，并大幅擴大各類外資金融機構業務范圍；在企業征信、信用評級、銀行卡清算和非銀行支付等領域給予外資國民待遇；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穩步推進，境內外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取得實質性突破，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債券通相繼推出，會計、稅收和交易等配套制度不斷完善。截至2018年底，外資銀行在華機構989家，外資證券公司13家，外資保險公司57家。2018年6月，A股被正式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2019年4月，中國債券市場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

　　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方面。為解決人民幣匯率雙軌制問題，推動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并軌，我國自1994年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再次啟動人民幣匯率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經過持續改革，人民幣匯率主要由市場供求決定，彈性明顯增強。1994年以來，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55%、實際有效匯率升值82%，其中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30%、實際有效匯率升值41%。

　　在外匯管理改革方面。1996年我國宣布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關協定條款義務，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開始，適應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加快推進。目前，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本項目交易分類標準下的40個子項來看，我國可兌換和部分可兌換的項目超過90%，企業和居民跨境貿易投資、旅游、購物、就學的外匯兌換便捷性大幅提升。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自2009年以來，人民幣跨境使用大幅增長，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市場占有率2.22%。

　　在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方面。1980年，我國恢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騰飛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中國扮演負責任角色，主動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積極借助二十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金融穩定理事會、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多邊開發機構、區域性合作機制等各類平臺，全方位、多層次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與政策協調，推進與各國間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話語權和代表性。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金融系統將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提高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增強金融風險防控能力，深化金融改革開放，再創金融改革發展新輝煌。

　　（作者：易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兼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原載《中國金融》2019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