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本文主要講幾個方面：第一，簡單回顧一下上一程的中國經濟，這有助于我們認識當下的中國經濟。第二，從當下看中國經濟發生了哪些變化，中國經濟今天為何面臨困境。第三，從中國經濟當前變化中看下一程經濟會有什么樣的變化。著重就幾個問題：增長問題、通脹問題、匯率問題、房地產問題、股市問題。

　　從改革開放到本世紀前十年的中國經濟

　　一、1978到2010年中國經濟發展特征：快

　　從1978年開啟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到2010年算是上一程的中國經濟。上一程的中國經濟大家印象深刻的肯定是一個字：快。在上一程發展中，中國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很快、很大的變化。

　　有幾個方面的關鍵數據：

　　第一是增長速度。應當說在過去三十年的時間里面，世界經濟平均每年以3%—4%的速度增長，而中國是在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到2010年，我們已經僅次于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站上了一個所謂的“10萬億美元經濟體的新臺階”。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雖然有波動但是平均是10%左右，這對中國來說確實是一個快節奏的變化。用世界銀行的評價來說，中國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就取得了別的國家要用幾代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取得的進步，走出了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奇跡的道路。

　　第二是中國的貿易。在1978年的時候，中國的進出口規模也就只有206億美元，在全球也是不顯眼的。但是現在進出口的規模超越了4萬億美元，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大國。平均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長，這個增長速度也是很快的。

　　第三是中國的制造業。中國的制造業在上一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間，平均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快速成長，在絕大多數工業產品領域，中國的產品產量都已經位居世界的前列，成為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大國。當然這個制造還不是一個最高端的制造，但是從整個制造業的產出水平來衡量，中國已經是最大的。我們現在無論是鋼鐵、發電、煤炭、電視機、洗衣機等等，幾乎所有的大宗工業品產量，在世界都是排在前列的。

　　第四個數據是跟老百姓生活相關的。在上一程經濟發展中，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從2億多迅速減到6、7千萬人，現在應當說減貧的速度在全球范圍內也是最快的。老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平均每年增長7%，每十年增長1倍，這三十多年，我們是增長了3倍以上。老百姓在銀行的存款余額在1978年只有210億人民幣，現在已經是40多萬億人民幣。

　　二、上一程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得益于內外因素良性互動

　　大家就會問，快節奏是什么原因來推動的？大家做過很多的探討，歸結起來就是內外兩個因素形成了一種良性的互動。

　　外部，國際冷戰結束，“和平、發展、合作”成為世界的大趨勢，產業由西向東轉移，全球化的趨勢迅速興起，對于整個外部世界形成了一個難得的和平紅利釋放期，形成了一個難得的全球化紅利的釋放期。歷史上也曾經有很多次這樣好的發展外部環境，但是中國都失之交臂，人家在快速發展，我們在搞“文化大革命”，或者是搞自己內部的折騰。而這一次中國抓住了。

　　這一次之所以抓住，就是因為國內環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就是國內的動亂紛爭結束，黨和政府把經濟建設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取代了過去擾亂我們思想或者是搞亂社會的“階級斗爭為綱”的這樣一個思想路線。因此，黨和政府實施改革開放的新政，把長期壓抑著國內的、企業的、民眾的、地方的、方方面面積極性的魔咒給打破了，潛力就像泉水般地涌現出來。人口、資源等各種要素的紅利，各種被壓抑的創造性，都在這個時期快速地釋放出來，因為國內出現了難得的穩定發展的黃金時期。

　　大家知道上一程經濟發展中，中國只在1989年出現過短暫的一陣“動亂”，大多數的時間從上到下還是集中精力在搞經濟建設。所以，大家記得那經典的兩句話“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難得有了這樣一個穩定發展的黃金時期。

　　這就形成了一個內外兩個因素良性地互動。內部如果還在搞階級斗爭，外部再好的環境都抓不住。如果說外部很差，內部想怎么樣弄也不行。

　　三、今天中國經濟為何面臨困境？

　　今天，中國經濟突然之間由快到慢，經濟始終面臨下行的壓力，企業深感各種的困擾。大家就會問了，為什么一下子中國經濟出現了少有的困境？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眼下的中國經濟是改革開放以來，不說是最艱苦的階段，至少是一個很艱巨的階段。艱巨表現在哪里？就是表現在經濟不再那么景氣，微觀層面的困難比過去急劇增多。

　　大家問“為什么？”我想，主要原因也是因為內外兩個環境經歷了上一程快速發展之后也發生了新的快速變化。

　　首先，就是因為內部的環境已經開始改變。

　　第一，市場變了。中國已經不再短缺，中國已經從短缺的市場變成了相對過剩的市場。因此，眼下東西賣不出去成為困擾中國經濟、困擾我們企業最突出的一個問題，如何開拓市場成為最大的一個問題。為什么市場的東西賣不出去，我想兩方面的因素可以幫助大家來認識這個問題：

　　1、從供給面來看，我們的發展階段從低收入到了中等收入。發展階段變了，但是我們的生產體系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我們生產的產品大多數還停留在低端，它滿足不了發展階段改變之后的市場需求，所以才有了大家看到的，中國人到日本去搶購馬桶蓋、電飯煲之類的東西，到歐美去搶購各種高端的東西，到韓國去搶購各種化妝品等等。這是我們的生產跟不上發展的變化，我們的產業還大多數停留在低端領域，因此造成了生產與銷售之間的不適應嗎。

　　這是生產結構的不合理造成的，這是供給層面的問題，也是為什么突然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變得這么熱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生產體系出現了問題，即使再刺激需求，這一塊也不可能會恢復到昨日短缺時代的“蘿卜快了不洗泥”，什么東西都可以賣出去、都可以賣一個好價格，這樣的年代已經結束了。要滿足消費者新需求的東西才能賣出去，而這一塊的供給能力是嚴重不足的。也就是落后的供給是過剩的，已不適應市場的新變化了。

　　這是供給面的問題，這也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個障礙。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第一個問題就是生產體系要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不斷地提升，如果不提升的話，到一定的地方就會停下來，你就走不動了，爬不上去了，這樣就會滑到陷阱里面去了。

　　2、從需求面來看，中國經濟的市場問題當然有諸多的原因，第一是體制，體制的原因也是造成目前市場問題突出的一個原因。體制的原因表現在哪里？首先是中國城鄉的體制很不合理。表現在工業化快速發展，城市化嚴重滯后，以及隨之而來的城鄉差距的明顯擴大。這兩個體制性的問題，城市化跟不上工業化，農民跟不上現代市民的進步，那種體制方面造成的原因，出現了農民買不起工業品這樣一個現實的問題。大家知道，中國的工業化已經走完了2/3的路程，中國的城市化才剛剛走過一半的路程，到去年達到55%的城市化水平。而這55%又是一個需要打折的，因為還有數億人不能真正在城里平等地享有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社保等公共服務、公共權利。

　　如果說只是城市化跟不上工業化這個差距，問題可能也不是很大。因為如果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大，市民農民大家都一樣，問題也不大。問題恰恰是中國城鄉差距特別明顯，表面上看城鄉差距1：3，農民的收入、農民的消費和城里比較只相當于他們的1/3。但是如果再進一步分析，城里人還可以從兩方面享受更多的隱性福利，從政府、從單位享受的住房、醫療、教育、交通各種隱性福利，如果把這一塊加進去，中國的城鄉差距其實是1：5。這么一個懸殊的差距，當然就進一步地放大了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的矛盾，農民的收入沒有達到跟工業化相適應的水平，以至買不起快速生產的工業品，形成了城鄉市場的阻隔。

　　四、農民的收入為什么上不去？

　　第一，農民收入渠道很單一，就靠種植業、養殖業，和少量的進城打工的收入，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天災或者其他因素的影響收入很快掉下來，不像城里面有各種各樣的收入來源渠道。

　　第二，中國的農民跟別的大多數國家農民比較，沒有多少財產性收入。作為農民，最大的財產就是土地，但中國土地所有權不屬于農民，工業化、城市化增值最大的土地的收入，農民得不到大頭。雖然大家在深圳，當時深圳的農民得到了，但那只是很少量的，拆除以后可能給他有一定的補償，然后通過這個補償能夠發展起來。對于中國大多數農村來說，土地都是被低價拿走，大頭都是被政府、被開發商、被企業給拿走了。每年數萬億的土地收益農民能夠拿多少？去年土地收入雖然掉到3萬多億，但農民能夠拿到的部分依然很少。這就是中國，這就是體制。農民在一個工業化、城市化中間本可以獲得最大的土地收益，但他得不到。同樣，農民的住房雖然是他的財產，但缺那么一張紙，也就是缺少溝通房產證。中國的農民苦啊，有自己的住房沒有房產證，沒有這張證就不可能交易、不可能流通，不可能抵押，這就是中國的農民。這是體制造成的。

　　第三，農民缺乏信用消費保障。由于收入來源不穩定，缺乏財產性收入，這就造成了銀行的信用消費不可能給予農民，可以說農民幾乎很難享受銀行消費信貸。大家知道銀行提供信用消費至少有兩條標準，第一你的收入是不是穩定，有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作保證，每個月有沒有穩定的收入可以抵扣。第二，有沒有財產可以做抵押。沒這兩條銀行怎么會把信用消費的陽光普照給農民呢？這就進一步縮小了農民的購買力。

　　政策因素的改變也影響了市場的銷售，政策的因素表現在兩方面：

　　第一，城里面來說，這些年住房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使得城市里人的收入有很大一塊要用于這三方面的支出，也就是所謂的住房消費、教育消費、醫療消費。而過去這三塊是福利性的，城里人的收入不需要用于這三個領域，都是由政府和單位提供福利保障。改革以后，福利性改變為市場性，城里人需要承擔這三大領域的相當部分開支了。而在這10余年的時間里面，又出現了高房價、高學費、高醫療費用“三高”現象，造成了城里人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經濟負擔明顯增大。這三個領域就像一個黑洞一樣把不少城里人的收入給吸走了。所以造成了城里面的相對貧困人口增加。本來我們從低收入邁入到中等收入，對于城里面來說應該有一個消費質量提升、消費水平提升的所謂的“消費井噴”的時期，但是中國并沒有完全地出現。

　　很多人會說，中國不是有很多人出國購物嗎？是的，有不少人出國，可以出國消費。但是中國是一個13.7億的人口大國，眼下的中國大致是這樣的，1億人左右進入了相對富裕的階層，2億人左右邁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的階段，所以有3億人是在中等收入以上的收入階段，但是還有十億多的人處在這個階段之外。3億人哪怕10%，3千萬人了，1%是300萬人，5%就是1500萬了，只要有1千多萬人能夠出國，那世界各地到處都是中國人。但是相對這十幾億人來說還是少數，不能因為出國的人多了，就覺得中國大多數人可以去國外消費了，覺得他們有很強的消費能力了。不是這樣。不能因為這個忽視了城里人在過去十幾年里面由于高房價、高學費、高醫療費用等等，影響了其他消費。政策性的因素改變了，原來都是單位、政府給你支付的，現在你要個人掏腰包了。這就像人們所說的，出現了所謂的新“三座大山”壓在城里人的頭上。

　　再看政策改革影響的第二方面。最近幾年反腐敗、八項規定，這些政策性的調整，它有歷史性的進步意義，沒問題，對中國的社會進步一定是好的。但是不可忽視在發展過程中一定會對當期的發展造成一定的影響，因為中國是一個公款消費還占有相當比重的一個國家，高檔香煙、高檔酒、高檔奢侈品、高檔的各種商品，真正消費的主體不都是公款嗎？是的，大多數都是公款。而政策性因素，把這條路堵上了。因此這幾年高檔商品、高檔餐飲、高檔服務業的市場迅速降溫，這些消費需求沒有了。

　　政策影響的第三方面就是房地產。房地產市場今年第一季度雖然稍微有一陣的活躍，但是相對以前來說近幾年已經快速降溫。這是由于房地產政策變化的影響，造成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這種不穩定。大家知道房地產是產業相關系數、關聯度、產業鏈條最高最長的一個領域，有60多個行業跟房地產息息相關，房地產好這些行業也好，房地產不好這些行業也不好。房地產處于這樣的一個劇烈的改變，固然有中國的人口結構改變的客觀因素，但更多的還是我們政府自己政策的因素造成的。住房這個商品不是一般的商品，它是一個特殊商品，特殊商品應當有特殊政策，但是我們沒有。住房的特殊性在哪里？從兩個方面能夠看到。

　　一方面它既是消費品，同時它又是投資品。因此，對這個商品應當是既有消費政策，也有投資政策，要有兩類政策來分別地對待。但是我們沒有，我們要不就把它當做消費品，要不把它當成投資品。要緊縮的時候當成投資、投機品，要鼓勵的時候就當成消費品了，始終沒有擺脫出這樣一個認識誤區，即沒有區別兩類屬性分別制定不同的政策。

　　另外一方面，住房它既有商品性的屬性，又有社會福利性的屬性，不完全是一個靠商品性政策就能夠解決問題的，還需要有一定社會福利的政策來相配套，但是我們沒有。因此，我們的房地產市場就在這樣一個政策下面，一會兒刺激，一會兒緊縮，一會兒再刺激，一會兒又再緊縮，反反復復地波動。這就造成了投資者的預期不穩定，造成了消費者的預期也不穩定。投資者投資的時候趕上緊縮，銀行貸款借不到；消費者覺得這個政策，也許我今天買進去，明天你就緊縮了，價格一下子掉得很厲害，損失也很大。大家不能按照正常的投資消費的行為在市場上面得到體現，造成了這個市場的混亂，造成了這個產業發展的不穩定，這就是政策不足所帶來的，至今還沒有走出這個困境。

　　此外，不能不提到外部市場的變化，2008年之后世界經濟發生了變化，整個外部需求的減弱對中國的出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出口在中國也是一個影響很大的領域，前面講了中國是出口大國，肯定出口跟經濟的關系很密切，我們的出口由過去16%的平均速度，到去年掉到了負增長，到今年還沒有擺脫負增長，雖然今年3月份由于去年低基數有一個18.7%的反彈，但是今年1-3月還是下降4%多。出口商品的賣不動，主要就是國際市場需求變了。

　　第二，成本變了。中國過去是低成本條件下的快發展，低成本驅動可以說是上一程經濟發展的一個特點，如勞動成本在相當長時間里面是不變的。過去不用考慮資源環境等這些問題，現在土地、電、水成本大幅度上升，環境治理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所以在現階段，中國已經告別了低成本的發展階段，成本上升已經走上了一個不歸之路。因此，上一程我們在低成本下面可以做到的，在目前就做不到了。

　　第三是環境變了。空氣、水、土壤都發生了很大改變，已經嚴重地影響了人民的生命安全。過去快節奏下面的那種帶血的、黑色的GDP我們都可以要。而今天，你還走這條路嗎？那不行了。這塊你不能夠再要了，高污染的產業就得調整、就得去掉了。所以環境的壓力增大，使得過去可以不考慮環境問題而快速發展，這個領域也得慢下來。

　　第四是資源變了。過去土地、水、油氣、礦產這些資源，中國“地大物博”好象不缺，現在經過快速的發展消耗得差不多了，粗放的模式走不下去了，18億畝耕地的紅線，土地不能夠隨便占用了。七八百個城市有五六百個城市嚴重缺水，高消耗水的產業不能發展了。中國的油氣資源對外依存度很高了，每年數千億美元的進口，這都是資源的約束，也開始出現了。

　　第五是債務問題越來越突出，影響了我們的發展能力。地方政府債臺高筑，20多萬億的債務嚴重影響了地方政府擴張的能力，銀行這些年經歷了第一輪的債轉股之后又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資產，新增上萬億的不良資產，在去產能上會可能還會暴露出來更多。企業負債率超過100%，中國企業的負債率在世界范圍內是最高的，達到百分之一百三十幾，而過去我們這方面壓力不大。

　　最后一個因素是中國人口的改變。中國的人口不再年輕，老齡化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在上一程經濟發展中，人口紅利推動中國經濟快節奏地發展，而今天人口的紅利離我們越來越遠了。這就是為什么要執行全面二胎政策，力圖改善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目前60歲以上的人口已經超過了2億多，占全國人口比重16%左右了。按這個節奏，到2030年中國將有1/3的人是老齡人。所以過去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遭遇了發展瓶頸，這就是內部環境改變了。

　　從統計數據看，過去快發展，第一靠投資，每年增長20%、30%，而今天投資由于各種各樣的因素，地方政府、銀行、企業的困難、市場銷售的困難、成本的壓力等等，增長速度已經降到10%左右了，投資增長放慢了一半，當然經濟增長速度也要相應地放慢。第二，過去我們靠出口，出口每年增長兩位數，現在是下降，當然經濟也在放慢。第三，過去我們靠工業一馬當先，現在工業的增長速度由過去的20%下降到現在的5%，當然你經濟也要放緩了。統計數字上看到，這幾個快頻率的因素都放慢了，這是國內環境發生變化造成的。

　　從國際環境看，近些年國際環境也在發生改變，對中國相對有利的環境變得相對不友好，或者是相對不利。

　　第一，世界經濟不景氣。這對中國來說是不利的，過去世界經濟快速發展、世界貿易也快速發展，今天慢下來了，當然中國與世界是不可脫鉤了，也受它的影響。前面我講過，中國現在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體，世界不行你也不行了，你已經跟世界進入了同軌同步運行的階段。

　　第二，世界的秩序亂了。過去世界的治理是靠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兩大國際組織，再加西方七大工業國主導世界的投資、貿易、貨幣這些大的政策的協調與制定。2008年之后，危機首先爆發在發達國家，從美國到歐洲，發達經濟體自身的影響力下降，因此世界治理從G7變成了G20。G20從社會層面上講好象擴大了、進步了，但是在G20里面至少兩個缺陷是很明顯地存在著：第一是發展階段不同，在G20的體系里面，不同的國家發展階段不一樣的，不像G7都在一個發展階段，他們有共同的問題、共同的感受，而G20感受不一樣，在討論這些政策的時候分歧就大了。第二價值觀差異也很大，在G20里面有伊斯蘭的，有基督教的，有東方的，各種價值觀匯在里面，而不像G7就是一個基督教文化。因此，在對一些事務的看法上面產生了分歧。所以，今天的世界秩序是你緊縮他寬松，你寬松他緊縮，你要自由貿易他要保護，形成了這樣一個混亂的世界秩序。這種混亂當然就造成了整個國際金融環境、投資環境、貿易環境的混亂，這對中國當然也是一個不利。

　　第三，全球化趨勢在放緩，區域化趨勢在增強。上一程經濟發展我們是分享了全球化的紅利，而眼下這個紅利正在弱化。一個去全球化，追求區域化的一個新的趨勢在抬頭。突出的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要建立兩個區域性的自貿區的體系，一個就是跨太平洋[-1.51% 資金 研報]的伙伴關系（TPP），一個是環大西洋[0.70% 資金 研報]的投資貿易伙伴關系（TTIP），目前這兩個區域性自貿區的建設，前提排除中國在外。因此，形成了一個短期有可能對我們投資貿易不利的一個外部環境。

　　此外，你也不能不看到，像印度這些發展中國家，它也在構成對中國的競爭壓力，他們也要加快工業化、加快城市化，實現他們的現代化。因此他們采取的政策是跟中國學習，就是改革、開放，無形中就在世界范圍之內，在資源、在市場、在人才、在技術，在諸多方面也給中國形成了一個新的競爭壓力。

　　這就是外部世界的變化，一句話：從過去相對友好、相對有利，到相對的不友好，到相對的不利。可以說，今日的外部世界確實出現了很多不利于中國的一些改變，盡管我們可能還在說，我們至少官方還在說“朋友遍天下”，但是實際上我們的朋友除了利益之外沒有真正的朋友。就是一個朝鮮都搞不定，你想想還談什么朋友？按道理說中國完全可以左右的，但實際上根本搞不定，老給你添亂，造成了我們各種各樣的安全隱患。

　　總結起來就是，內外環境過去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好環境，今天成為制約我們發展的新環境，這些環境的改變，不是經過一天兩天就能夠馬上實現的，由此推斷，中國經濟的困難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夠改變的。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的困難期還沒有結束。這就是我從回顧的角度給大家簡要地粗線條地從幾個大的方面作的一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