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鐘偉

　　大約半年以來，供給側政策在中國變得非常熱門，這讓我比較困惑，原因在于我不懂供給側政策的基本經濟理論。經濟學有一個學派，叫做供給學派，主要政策主張似乎是減稅。經濟史上人們有時候也把撒切爾的私有化改革，或者同期的里根主義稱為以供給學派為根基的改革，但這兩位的改革和供給學派究竟有沒有關系？我也不太了解。

　　從中國提出供給側改革思路的表述來看，似乎說的是，中國內需市場是廣闊的，之所以需求釋放不強勁，在于切合市場的有效供給不足，而偏離甚至有悖市場的無效供給多了一些。由此觀之，供給側改革似乎在于，通過改革讓政府和企業多提供契合消費者需求，多提供適銷對路的產品和服務。

　　這種嘗試，經濟學說史上也不是沒有發生過，尤其是大約80年前，人們曾經圍繞著可計算的市場經濟展開過爭論，在電子計算機問世后，這個爭論短暫地復活過一次。爭論大概的核心，就在于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憑借先進的計算技術和海量數據，人們也許可以計算出商品和服務的大致價格，如果市場經濟是可計算的，那么計劃經濟看起來就不那么荒唐，因為青睞計劃經濟的國家，完全可以自上而下地通過機制設計，來實現既能克服市場供求失衡和經濟周期的缺陷，又能有序高效配置資源的計劃經濟。但這些嘗試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失敗了。

　　中國通過頂層設計的供給側改革，究竟包含怎樣的理論和實踐？我們也許可以從草根的角度，從自下而上仰視的角度，去觀察如何突破供給側改革。宏大的事情我們不說，只是從身邊的點滴事情說起，中國普通民眾迫切需要的點滴需求是什么？

　　一是空氣，清潔的，可以放心呼吸的空氣。從北京奧運會到現在也就僅僅7年，全國人民都在關注霧霾。不能說治理霧霾的努力不夠，但空氣質量的改善仍然是遲緩的，人們仍然期待風來。為什么難以對付霧霾？如何給國民供給清潔的空氣和水，可能是每個國民都充滿無力感地關注的事情。這個供給側改革搞好了，淘寶上才不至于熱銷外國的空氣。

　　二是食品。其中一個焦點問題是，轉基因和非轉基因的爭論，據說央視的一位名嘴還和一名網絡斗士就此產生了訴訟，訴訟的結果似乎云山霧罩。中國食品安全問題之嚴峻，已迫使中國許多民眾成為業余化學家。但畢竟基因工程是相當復雜的科技，人們說不清轉基因到底對人類是好事還是壞事。至少在北美地區，類似面包等主食不得使用轉基因糧食制作，學生營養餐也不允許包含轉基因食品。似乎在中國也并沒有允許大規模商業化使用轉基因的法律規定。但公眾仍然相當困惑，拋開轉基因安全還是不安全的爭論不說，能不能出臺轉基因食品的強制標識制度？讓消費者購買的時候能有明確清晰的選擇，保守膽小害怕的，可以安全地選擇非轉基因食品；無畏地擁抱贊美科學的，可以大膽地使用價廉味美的轉基因食品，豈不是皆大歡喜？

　　從霧霾到轉基因，到醫保卡改革……中國民眾強烈的、強勁的、有效的需求，仍然值得需要用大道理去認真討論一下。普通民眾日常關心什么，抱怨得最多的地方，矛盾越頻繁的領域，就越是有效供給的短板，而這些短板要補足補長，卻往往很困難。經濟改革沒有四兩撥千斤式的，或是靈機一動的巧改革，要拆除供給側改革的“圍墻”，也許需要向民眾多傾聽，需要真情懷和笨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