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名越南的偷渡者向記者表示，在來中國工作領取工資之前，就已經受到蛇頭們的盤剝。蛇頭在越南老家找到我，問我要不要到中國工作。

深秋傍晚，廣東清遠，天氣微涼。

下班時間，一陣鈴響過后，當地一家制衣廠人潮涌動，工人們有說有笑地走向宿舍或食堂。然而，在廠房另一端的消防通道，幾十個工人魚貫而出，趁著傍晚的昏暗，走向廠區偏僻的一角。那是一棟由廢棄倉庫改造而成的宿舍，有一種遮遮掩掩、與外界隔絕的感覺。

在大多數工人們眼里，這幾十個工人另類而孤僻。他們從來不主動與其他人交流，工作上偶爾需要溝通，最多也就打個手勢，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事實上，這群人是來自東南亞的黑工。

2013年11月，記者跟隨當地執法人員，實地探訪了這家雇傭東南亞黑工的紡織廠，進而揭開了一條跨國非法勞務輸送鏈條。

危險的雇傭關系

面對當地執法人員的突擊檢查，紡織廠的曾老板顯得有些無奈。盡管想了辦法遮掩，但還是沒躲過執法人員的法眼。“國內工人實在太難找了，我幾條生產線又不能老這么空著，萬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曾老板一見面就向記者大倒苦水。

曾老板的制衣廠是一家典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規模不大，有300多名工人。這些工人大多來自安徽、河南、貴州和云南等勞務輸出大省。但隨著這些省份經濟發展，當地人情愿就近尋找工作機會，外出打工的意愿正在下降。

在當前珠三角民工荒的背景下，曾老板時常面臨“一工難求”的尷尬局面。旺季的時候外貿單子較多，曾老板每次接單之前都會問清楚，如果數量過大，他都不會接。“不是我們不想掙錢，而是實在是沒人干活。”他的工廠有200多臺縫紉機，但時常都會有三分之一處于閑置狀態。

2012年5月，曾老板與朋友到東南亞考察，一個當地的勞務中介找到他，問他需不需要招聘當地勞工，在弄清楚了價錢和相關流程過后，曾老板決定試一試。“他們要求比較低，工資只要國內工人的三分之二，包吃包住就可以了。”

對于東南亞的勞動力而言，雖然遠赴中國背井離鄉，但卻可以獲得比本國工資高出一兩倍的收入。以越南為例，當地工人一個月的收入不過210萬越南盾(約合600元人民幣)，而在中國珠三角一帶的工廠里，每月可以拿到1000多元。如果從事家政行業，每月甚至能達到3000元。

曾老板招聘當天，勞務中介給一口氣找來一兩百個人，那陣仗嚇了曾老板一跳。他在國內最后一次見過這種“招工盛況”，已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

由于擔心語言不通不好管理，他只從應聘者中挑選了幾十個人。他本來要求這些人來中國工作的渠道和手續必須正規合法。“但我也不清楚到底要辦哪些手續。”最終，勞務中介給他們辦了一個月的旅游簽證，以旅游的名義進入我國境內。

“干活賣力，服從管理!”這是曾老板對這群東南亞工人的評價。他們不需要繳納各種保險（放心保），不會像國內工人嚷著漲工資，春節、中秋都會回老家，對工廠生產造成影響。更重要的是，對于這幾十個人的工資支出，比起雇傭國內工人，每月要節省兩萬多元。

但與此同時，曾老板也一直提心吊膽。因為，一個月的簽證期限過后，這些工人都成了非法滯留人員，更別說打工了。“雖然危險點，但是效益很高呀!特別是旺季的時候，他們能夠連續干上一個多月，每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國內很多八零后九零后工人，都吃不了這個苦。”曾老板如此向記者解釋。

“瘸子劉”們的灰色地帶

記者查閱了《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管理規定》，其中明確規定：企業若需要引進外國人，只能是中高端人才，不能是低端勞務。而對未辦理手續擅自聘用外國人的用人單位，公安機關在終止其雇用行為的同時，可以對用工單位處5000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并責令其承擔遣送私自雇用的外國人的全部費用。

最終，幾十個工人被全部遣返，曾老板還被處以兩萬元的罰款。

實際上，在記者近年來走訪一些珠三角工廠的過程中，發現曾老板并非個例，老板們普遍有強烈的用工需求，并且對東南亞一帶的勞動力評價很高。

一些業內人士向記者分析：在當前國內“招工難”的狀況下，勞動力成本進一步上升，更多企業，尤其是技術含量低的傳統加工制造企業，不惜冒著被罰款的風險，非法雇傭“東南亞黑工”。在滿足企業正常生產的同時，還可以降低人力成本提高企業效益。

交了罰款的曾老板，對記者透露：“他們通過東南亞的勞務中介找人，還算是相對保險的做法。還有不少企業通過蛇頭，招攬東南亞工人。當年有個外號‘瘸子劉’的蛇頭，把這門不法生意做得很大。”

“瘸子劉”究竟什么來頭?他又是如何將這門不法生意做得風生水起的?

記者經過多方打聽后得知，“瘸子劉”幾年前就已經金盆洗手，在江湖上消失了，沒有人聯系得上他。不過，通過一位當年熟悉他的中間人，記者打聽到了關于“瘸子劉”的故事。

根據中間人的介紹，“瘸子劉”出生于廣西合浦縣，熟悉廣東話、客家話和潮州話，越南、緬甸和柬埔寨等國的語言也略通一二。憑借著語言上的優勢，“瘸子劉”以前在黑勞工市場上，也算是個人物。

以前大家對跨國勞工都毫無概念，“瘸子劉”算是這個行業開先河之人。因為曾經在珠三角打工，“瘸子劉”敏銳地察覺到，介紹境外勞工赴珠三角務工是個賺錢的機會。他一方面在珠三角打聽有用工需求的企業，另一方面，他到邊境散布招工消息，邊民們口口相傳，就會有很多人主動找上門來。

中越邊境的居民之間經常相互通婚，特別是在廣西東興、憑祥和靖西這些地區，一般居民在越南都有親戚。而在廣西長達1000多公里的邊境線上，又有數千條小道互通。這使得很多越南勞工不用簽證就能輕松越境，然后從廣西走高速公路直達珠三角。

“瘸子劉”就是利用這個便利，收取黑勞工的中介費和企業人頭費，賺得盆滿缽滿。

2005年之前，大部分東南亞黑工都是在邊境有親戚關系的。但自2008年起，在蛇頭們的運作下，更多的東南亞黑工開始大規模進軍珠三角，國內執法部門隨即加大了執法力度。“‘瘸子劉’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逐漸淡出江湖，最后洗手不干的。”該中間人告訴記者。

黑中介的流水線

在利益引誘面前，像“瘸子劉”一樣回頭是岸、銷聲匿跡的蛇頭，只是少數。更多的人選擇鋌而走險。

近年來，在公安部的統一部署下，各省公安部門多次開展整治“三非”專項行動：凡屬非法入境或非法居留的外國人，不管是否在聯合國難民署登記，滯留地公安機關都要“發現一個，查處一個，遣送一個”。

2013年8月，深圳警方抓獲了一個名為趙保輝的當地蛇頭，從而揭開了一條境外勞動力輸送的非法流水線。

記者從深圳檢方了解到，趙保輝從2007年開始從事勞務派遣工作，一直以來都沒有申請營業執照。2009年，趙保輝認識了來自云南的拍檔成昆龍，兩人開始合伙做境外勞務派遣的業務。

據成昆龍的口供說：“我認識了勞務中介老趙之后，他讓我從老家多帶點人來深圳打工，給我提成，我就從云南老家帶了幾批人過來。2009年10月左右，我老家有個叫小普的說，有20個緬甸人要來打工，我問老趙這些人可不可以進廠，老趙也沒管這些人是怎樣入境的，就同意叫這些人過來深圳的工廠。”

此后，趙保輝便大規模地開展的蛇頭事業——組織緬甸人來深圳打工。

深圳市檢察院一位檢察官向記者介紹，為打通非法組織勞動力偷越國境來深圳務工的渠道，趙保輝和成昆龍前往云南省盈江縣與負責中轉的李紅、拉瑪(無國籍人士)匯合，商議組織緬甸人非法入境務工的具體分工，結成了偷渡路上相互協調、分工明確的非法組織。

在中緬邊境的云南盈江縣，他們四處散發招工名片，以此引誘緬甸人前往中國廣東打工。拉瑪精通緬甸語，主要負責在云南省盈江中緬邊境上物色、招募、安置偷越入境的緬甸人。他時常召集數十名緬甸人開會，鼓動他們到中國務工，聲稱前往中國廣東打工，每月工資可達人民幣1200元，所有費用進廠工作后從工資中扣除。

招募到一定的人數后，李紅負責把緬甸人從盈江拉到昆明市汽車站，然后專門租用大巴車，將偷渡客送到廣東省東莞市交給趙保輝。趙保輝和成昆龍共同負責緬甸人從云南到深圳的交通、吃住等費用，并安排進廠工作。

為了逃避公安邊防檢查，趙保輝事先派人將偽造的云南籍戶口卡分發乘車的緬甸人，還告誡這些緬甸人盡量坐在臥鋪大巴車的上鋪，路上遇到公安部門檢查，不要講緬甸話。如果遇到盤查，就說這些人是云南的少數民族。

檢查官告訴記者，這一類偷渡犯罪從招募人員、偷越國境、長途運輸，到介紹務工、日常監管、工資結算等環節，均有專人負責，分工明確，配合緊密，呈現出“一條龍”流水線的作業模式。

蛇頭的暴利

依靠這條流水線，蛇頭們獲利頗豐。

一名越南的偷渡者向記者表示，在來中國工作領取工資之前，就已經受到蛇頭們的盤剝。“蛇頭在越南老家找到我，問我要不要到中國工作，我說想，還有幾個朋友也想去。我和另外4個朋友來到深圳后，他向我們每個人要了50多萬越南盾(約150元人民幣)。”

檢察官告訴記者，犯罪團伙對偷渡者實行嚴格的人身控制，并完全控制其勞動所得，在扣除偷渡的各種費用并按照一定比例為犯罪團伙成員“抽成”后，才將剩余部分交給偷渡打工者。一名犯罪分子供述，他們按每人每工作1小時提3毛錢的標準“抽成”。

在趙保輝團伙一案中，記者從檢方資料上獲知：趙保輝和成昆龍按照每個勞工1000元的標準，支付給李紅和拉瑪，先支付部分定金，人到東莞后付全款。而趙保輝和成昆龍將勞工介紹給工廠，每個勞工收取手續費1000元。此外，還向廠方收取每人每月1400元的工資，再支付給緬甸人1200元，賺取差價200元。

檢查官告訴記者，趙保輝等人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組織了數百名緬甸籍人員非法入境務工，獲利竟達人民幣24萬余元。

這只是冰山一角。隨著中國—東盟貿易區逐步建成，中國邊境地區的交通越來越便利，這給老百姓帶來方便的同時，也給非法入境人員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記者查閱相關數據后發現：2011年，全國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查處“三非”外國人已經突破2萬人次。2012年，廣東邊防總隊抓獲偷渡人員達到943人次，而2013年以來，這一數字達到734人次。而這還只是被查處的數據，

那么，一邊是遭遇“用工荒”的珠三角工廠，一邊是渴望來中國賺錢的東南亞勞工，如何掐斷連接其間的不法利益鏈?

一位專家對記者提出建議：廉價的東南亞勞工是珠三角地區勞動力市場的有效補充。我們應該探索勞務合作管理模式，讓他們從進入中國，到務工，再到返回本國，都有相應的制度監控和保障。

結束這次探訪時，曾老板給記者打來電話，表示已經拆除了那個專為東南亞黑工改造的“倉庫宿舍”，再不雇傭東南亞黑工。但是，找不到足夠的工人，仍然是令他頭痛不已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