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二線城市人才爭奪戰

　　進入2019年，一場由二線城市率先發起、持續兩年多的“搶人大戰”再度升級。

　　2月27日，南京市發文，將自2018年3月1日起執行的《關于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人才和技術技能人才來寧落戶的實施辦法（試行）》繼續試行一年。

　　不止是南京，進入2019年以來，多個城市繼續加碼人才政策。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截至3月1日，在2019年發布各種人才引進與落戶等政策的城市已超過20個。

　　隨著學歷落戶門檻繼續降低和放寬購房、投資納稅落戶等條件限制，中國戶籍制度改革進入“快車道”。

　　國務院參事、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馬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城市放寬落戶條件是必然趨勢。馬力認為，如今中國的人口紅利逐步消退，老齡化日益嚴重，人力資本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中國未來發展靠的是人才紅利。

　　不過，寬松的落戶政策所帶來的人口增長，使得多個城市房價出現反彈。隨著更多城市跟風加入，人才新政也面臨著是吸引人才還是刺激樓市的爭議。

　　“強省會”戰略

　　3月17日發布的《西安市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宣布，在2018年年末，西安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000萬。

　　在動輒百萬的引才規模之下，人口爭奪成為城市競爭的新形式，以西安、鄭州為代表的新興二線城市幾乎是舉全市之力引才。某種程度上，城市間“人才爭奪戰”已從搶人才變成了搶人口。各城市亦拿出“真金白銀”，從租房、購房、生活等方面提供補貼，以吸引更多人才流入本地。

　　有分析認為，以省會城市為代表的二線城市，在今年引才力度空前，體現出這些城市的“人才焦慮”。

　　首都經貿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張智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所謂二線城市的“人才焦慮”，本質上是這些城市在經濟、社會發展上的焦慮。恰恰是這種發展焦慮，使得二線城市想通過人才新政，讓城市短期內在經濟增長、財政性收入增長等方面取得進展。

　　從過去拼GDP、拼招商，到如今拼搶人才，這種變化的背后，體現出二線城市在產業轉型、布局新經濟新業態、應對人口老齡化等方面存在諸多現實難題。此外，未來城市的發展將更多依靠創新來驅動，人力和土地成本退居其次，人才儲備成為城市間競爭的核心要素。

　　不同城市對人才的需求也存在“線際”差異，相比于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處于競爭劣勢。

　　南京作為較早加入“人才大戰”的二線城市，高端人才稀缺一直是其人才資源的突出短板。南京一位負責人才工作的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南京其實并不缺普通人才，真正缺的是頂尖的領軍型人才。

　　在南京市委黨校市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輝龍看來，高端人才一定是在頂級城市間對流。南京的現狀是，頂尖人才落地需要時間來構建產業基礎，南京的人才集聚效應也難以匹敵一線城市。

　　江蘇社科院科研處副處長、研究員丁宏向《中國新聞周刊》描繪了一張南京緊缺人才圖譜：南京科教資源豐富，基礎性研究人員較多，但同產業發展和創新結合比較緊密的人才比較缺乏。其次，南京目前依舊比較缺乏“能夠站在世界科學高峰”的頂尖科學家。此外，能夠對科研成果進行轉化的科技型企業家，特別是在新經濟業態領域有影響力的領軍型企業家稀缺。

　　南京市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學者認為，隨著這兩年進入一個以省會城市為引領進行發展的新階段，合肥、成都、西安等省會城市都是在“強省會”戰略下崛起的。南京加入“搶人大戰”，也因為它面臨著來自其他兄弟城市的壓力。近些年，成都、武漢、合肥、蘭州、貴陽等省會城市在所在省份經濟規模所占比例快速上升。

　　反觀江蘇，多年來蘇州的GDP總量一直領先于南京。據媒體報道，2018年，南京在江蘇省中的經濟總量占比為13.8%，位列全國省會城市占比倒數第二。有學者分析稱，南京市域面積相對較小，民營經濟和外向型經濟偏弱，蘇錫常稀釋了省會城市的能級，造成南京集聚力差，首位度不高。

　　實施“強省會”戰略的因素，在中西部省會城市上顯得更為突出。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接受媒體采訪時分析，中西部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發展階段不一樣，在中西部進入到工業化后期之前，區域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增長極，以增長極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由于每個省份最好的研發、高教、金融等要素資源主要集中在省會，因此如何突出省會的帶動引領作用就十分關鍵。

　　數據顯示，中西部省會的首位度普遍高于東部沿海省份省會城市的首位度。首位度是一個學術提法，指的是一個地區人口規模第一位城市與第二位城市的比值，用來描述首位城市在全域范圍內發揮影響力的程度。

　　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原來中西部一些后發的因素，如今卻變成了優勢，比如地價、勞動力等成本都比沿海大城市低。在沿海大城市的高昂成本之下，很多人才、勞動力也會考慮性價比，留在中西部就近就業，首選就是中西部的強省會城市，如鄭州、武漢、成都等城市。

　　此外，以鎮江、襄陽等為代表的三四線城市也加入了今年的“搶人爭奪戰”。一方面，隨著一二線城市人才政策不斷加碼，人才資源在這些地區形成“人才池”，正加劇三四線城市的人才流失；另一方面，三四線城市的人才引進也被看作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必經步驟，對農村人口城市化是有利的。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呼吁，城市引才應避免一哄而上、盲目跟風。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土地資源與房地產管理系教授趙秀池認為，越來越多的城市加入“人才大戰”，不能片面地只看成是盲目跟風，其背后恰恰是反映了一個大趨勢。

　　張智新則認為，目前的“人才大戰”中，一些城市出臺的人才新政是一種靠指標或者是為出政績的一種臨時性制度措施，若沒有后續政策跟進和配套，想長期留住人才肯定是不行的。此次各城市加入“人才大戰”應看成是一種政府行為，而非市場行為。

　　留住人

　　除了針對高端人才的爭奪，越來越多的城市普遍將以大學生為代表的青年人口作為爭取落戶的對象。一些二線城市人口將迎來新一輪快速增長，未來城市的人力資源將得到較大改善。

　　2月13日，西安又發布落戶新政，門檻再降，這是西安兩年內第七次調整落戶政策，而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遼寧省沈陽市、江西省南昌市早已將落戶門檻降至中專學歷。

　　一些城市還提出明確的量化指標。如長春市提出今年落戶人數力爭突破8萬人，增長5%以上；武漢市要在2018年實現40.6萬名大學畢業生留漢基礎上，提出今年新增留漢大學畢業生25萬名。

　　多位受訪學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多地放寬落戶條件，將進一步促進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

　　據中原地產數據統計顯示，南京、合肥、成都等城市均在2018年落戶超10萬人。此外，長沙、武漢、西安、鄭州、合肥等城市均明確提出未來5年引才百萬的目標。

　　近年來，以省會城市為代表的二線城市中，不少城市有著對城市規模和能級發展升級的考量。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類似西安這樣沖擊“千萬人口”的城市，是因為城市人口達到相應規模就可以得到相應指標，“指標意味著獲得相應的資源配比，包括財稅等等都會有相應的好處”。人口的增長對城市而言意味著獲得勞動力資源和潛在消費力，從城市發展角度來說，引入人才已成為必選項。

　　2月21日，公安部召開全國治安管理工作座談會，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在會上講話時表示，除落戶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戶口實行審批制外，積極探索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

　　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中心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為超大城市，天津、重慶、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和沈陽為特大城市。未來除了這12個城市外，其他城市都有望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這意味著落戶不少二線城市將變得更加簡單。

　　2014年中國發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的實現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的目標也可能提前完成。

　　今年以來，多地再次出臺或者升級吸引人才政策，制定了較全面的人才引進體系，政策也在逐步細化。各城市也不惜投入，拿出“真金白銀”，在人才落戶、購房補貼、生活補貼、配套保障等方面加大引才力度。

　　除為高校畢業生發放租房補貼和見習補貼外，南京人才安居福利再升級，將企業博士安居租賃補貼由原來的每月1000元提升為2000元。沈陽開始對高校畢業生提供租房補貼，標準為博士每月800元、碩士每月400元、學士每月200元。

　　南京市委黨校市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輝龍認為，城市間“人才爭奪戰”，政府對人才的補貼和跟政府對企業的補貼并不一樣。“政府靠拼財力引進企業，五年的免稅期一到，企業就可能拿著補貼就跑了。而人才不一樣，他留在一個城市就是為了工作和生活，這種補貼對他影響更大，對一個城市而言在這方面花點錢是值得的。”

　　樓市松綁？

　　據《經濟觀察報》統計，今年中國至少已有18個城市從不同角度對樓市進行不同程度的調整，其中直接松綁的方式涵蓋了降低首付、下調首套房貸利率、取消限售、限購等。

　　近日，佛山“低調”發布樓市新政策：部分非限購區域的首套房，最高貸款成數可以開放為八成。這一舉動被媒體解讀為打開樓市解凍的第二道“口子”。

　　2月22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19年1月份70個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統計數據。西安漲幅最大，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漲1.5%。

　　數據顯示，西安加入“搶人大戰”不到兩年時間，新增落戶人口超100萬人，截至2018年底，西安市戶籍人口平均年齡為38.07歲，比新政實施前平均年齡下降1歲，老齡化率也下降了1個百分點。而縱觀2018年西安各月房價走勢，整體均價維持在1.3萬元/平方米左右，環比漲幅高達15%。

　　因此，各地“搶人爭奪戰”也面臨著刺激樓市的質疑。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土地資源與房地產管理系教授趙秀池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越來越多的城市持續放寬落戶的條件，可以看成是給樓市一種變相“松綁”，但目標還是為了城市發展。趙秀池認為，房價本質上還是供求關系，人口增長必然帶來住房需求的增加，這也間接導致房地產市場的再度升溫。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二線城市紛紛放寬、取消購房、投資納稅落戶等條件限制。

　　今年，大連取消了參與積分落戶的房屋辦理落戶后3年內不得抵押、轉讓的規定，并且將參加社會保險滿1年可參加積分落戶的標準降低為6個月即可；西安則全面取消購房落戶的社保要求，其中，購房落戶不再受社保年限和購房時間、面積的限制；南京修訂積分落戶實施辦法，規定房產面積每滿1平方米計1分，并且社保由“2年內連續繳納”變為“累計繳納社保不少于24個月”。

　　落戶寬松、首套房不限購，再加上有吸引力的房價，相比一線城市嚴控人口、嚴格限購，二三線城市迎來了一個發展機遇，城市人口還將快速增加。

　　張大偉表示，目前全國大部分城市的人才政策，大多只考慮到了用降低門檻吸引人來，但沒有留住人才的措施。這種情況下，吸引來的很多是購房者，甚至有可能出現炒房客借助人才政策在不同城市購房落戶的可能性，從而導致房地產市場波動。

　　張大偉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稱，從房價上漲城市看，其中大部分都發布過人才引進政策。人才政策變相地降低了限購門檻，將人才吸引來之后，推向本來就供需結構緊張的房地產市場，這明顯帶來了房地產市場的上漲預期。

　　對于市場來說，這容易引起非理性的判斷。張大偉建議，地方的人才政策不應該和房地產限購掛鉤，對于真正的人才更應該提供直接的居住房源，單純地將人才推向市場容易帶來房地產市場的不穩定。

　　王輝龍認為，引進人才其實就是一個要素重新組合的過程，人、資本、土地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人。人才新政之下，沒有產業人才很難落地，增加的人口反而會變成城市的一種負擔。

　　多位受訪學者強調，對于城市引才來說，產業基礎支撐很關鍵，良好的產業基礎可以形成人才集聚效應。人才對城市的作用主要應該體現在推動產業發展和升級，而不是在刺激房地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