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厲以寧：很多國家因為這三個坑衰敗，中國能否跳過？

　　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時間并不長，中國會不會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并落入其中？這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我們認為，只要應對得當，改革措施及時到位，中國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除了“中等收入陷阱”外，就沒有其他類型的“收入陷阱”嗎？中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就能保證此后不會再遇到“高收入陷阱”嗎？這些問題都需要予以討論和研究。

　　文 | 厲以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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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有些發展中國家在由低收入國家行列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經濟往往長期停滯不前，總在人均GDP 4 000~5 000 美元上下徘徊。因此，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7 年）》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 Income Trap）概念。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有些中等收入國家經濟長期停留于中等收入階段，原有的發展方式中的矛盾積存已久，終于爆發出來了，原有的發展優勢漸漸消失了，它們遲遲不能越過人均GDP12000美元這道門檻，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例如，東南亞的菲律賓、馬來西亞，以及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阿根廷、智利，都長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據世界銀行的專家分析，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遇到了以下困難：

　　第一，由于國內工資收入水平上升，這些國家無法同低收入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競爭，某些低收入國家在勞動密集型工業品的出口競爭中，比中等收入國家生產的同類商品具有優勢，在吸引外資方面也更有吸引力。

　　第二，由于這些國家缺乏能與發達國家競爭的優勢產業、先進技術和自主創新的產品，它們的困難加大了，它們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機會幾乎沒有了。

　　第三，這些國家已經喪失當初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挺進時的那種艱苦拼搏的精神和斗志。一般民眾開始更多地追求福利社會的成果，總希望政府把更多的資源用來實現福利社會的各種目標，否則就對政府不滿，于是胃口越來越大，難以自拔。一般民眾不了解福利社會主要在高收入階段才能逐步實現。

　　第四，這些國家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盛行。人們親眼看到政府官員的貪污、受賄、敲詐勒索、濫用職權牟取私利等情況，他們的信心大大下降，官民矛盾激化，引發社會動亂。他們或者移民國外，或者消沉、失望甚至絕望，他們不再像當初創業階段那樣致力于經濟振興了。一般民眾的消極、頹廢、失望、絕望情緒成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的又一致命傷。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這樣出現的。在這里，不妨再做進一步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包括了三個“陷阱”，即“發展制度陷阱”“社會危機陷阱”和“技術陷阱”。

　　下面，分別對這三個“陷阱”做些探討。

　　-發展制度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一個“陷阱”是“發展制度陷阱”，要靠深化改革來避免。已經或正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是從傳統社會走向工業化社會的國家。在它們從低收入國家行列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時，不一定經歷了傳統制度的激烈變革階段，從而可能還保留著較多的傳統社會的特征，傳統勢力和傳統的社會組織形式仍起著很大的作用。這些特征和勢力往往在農村尤其是經濟落后的山區、邊緣地區表現得相當頑強，它們成為這些國家“發展的制度障礙”，也就是“發展的制度陷阱”。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土地制度依舊保留著工業化以前的狀況?；旧嫌腥N不同的表現：

　　一是傳統的社會組織把持著土地，讓土地的氏族共有性質長期不變，實際上農村的土地仍掌握在最有勢力的氏族和家族長者手中，農村和農業尚未受到市場化和工業化的影響。

　　二是農村和農業已經受到市場化的影響，農村中所發生的土地關系變化，表現為一些有勢力的家族對土地的占有，從而形成了大地產制度或新建的種植園制度。大地產通常采取租佃制生產，佃戶沒有地產，淪為失地的階級，而成為新建種植園的勞動者或者是雇工，雇工沒有土地，他們靠微薄的工資為生；或靠在種植園內領得一小塊土地，自行耕種，作為工資的替代品。

　　三是在一些國家或地區經歷過初步土地制度改革，農民曾分得一小塊土地，但在市場經濟中，農民中間發生了兩極分化，土地兼并加緊進行，有些農民因種種原因，漸漸失去了土地，又成為無地的農民。

　　無論哪一種情況，土地分配的不均和貧富差距的增大都成為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的制度障礙”或“發展的制度陷阱”。

　　除了土地問題遲遲未能解決以外，“發展的制度障礙”或“發展的制度陷阱”還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傳統組織和氏族、家族勢力根深蒂固，阻礙了市場化的繼續推行，地方政權大多數受到這些勢力的操縱，成為大地產主人或種植園主人的工具，地方政府官員成為大地產主人或種植園主人的代理人。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在廣大地區尤其是偏遠地區難以建立。

　　第二，這些國家中，傳統社會的限制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使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農村的收入增長率大大低于城市的收入增長率。農村購買力普遍低下，造成內需不足，限制了工業化的繼續推行，市場化步伐相應地受到嚴重限制。第三，發展中國家要進一步發展經濟，必須有財政的支持。然而在這些國家，由于市場經濟發展受阻，財政通常十分困難，只能靠增稅來維持，而財政收支經常有巨大缺口，財政赤字無法彌補， 結果形成了財政赤字與經濟增長率低下交替的惡性循環。

　　第四，發展中國家要進一步發展經濟，必須有金融的支持。然而在這些國家，金融業的發展通常是畸形的：一面是資本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機會，沒有出路；另一方面是資本嚴重不足，高利貸盛行。造成這種畸形金融狀況的制度障礙主要是金融機構或者被外資控制，或者被官僚和權貴們控制，民間金融不得不轉入地下活動。

　　第五，在這些國家，發展的制度障礙還在于社會垂直流動渠道被嚴重阻塞了。社會垂直流動渠道通常比社會水平流動渠道更重要。這是因為，如果存在著居民遷移受限制的戶籍制度。農村或集鎮的居民不能自由遷往城市居住并在那里就業，其后果主要反映為城市生活環境惡化，出現貧民窟或棚戶區，社會治安狀況不佳等情況。如果社會垂直流動渠道通暢，則可以調動低收入家庭成員努力學習和工作，以及自行創業、發家致富的積極性。反之，社會垂直流動渠道的嚴重阻塞，將會對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安定產生消極的影響。社會垂直流動渠道的嚴重阻塞，主要是制度性的問題，往往和壟斷的存在、利益集團勢力強大，以及社會上種族歧視、身份歧視、宗教與文化歧視、性別歧視等有密切關系。

　　如何克服發展的制度障礙？如何避免落入“發展的制度陷阱”？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唯有通過“補課”，也就是改革傳統體制，才有出路。這里包括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從制度上消除各種歧視。

　　然而，深化改革對這些發展中國家而言，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阻力越來越大，主要原因是：改革拖得越久，利益集團的力量就擴張得越來越廣，改革所付出的代價也會越來越大。

　　以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土地制度改革為例。如果在工業化開始前，或者在工業化剛開始時，對傳統的土地關系就進行調整，使“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得以基本實現，同時采取立法措施保護農民財產，限制以強凌弱式的土地兼并，也許后來就不會造成那么嚴重的“發展的制度陷阱”。如果在發展之初，采取土地贖買政策，讓擁有大地產或大種植園的地主取得土地贖金而轉投于工商業，后來的土地重新分配方案也不至于遇到那么大的阻力。然而，改革的最佳時機一旦錯過，以后再改革就會困難得多。

　　何況，以后要深化改革，誰來主持這場改革？利益集團及其代理人和支持者是不愿這么做的，因為他們的切身利益必然會因此受到損失。誰來主持和推進改革的深化呢？單靠少數有正義感、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他們力不從心，不可能實現這項任務，在激烈的政局動蕩中，他們會很快被排擠掉，或者被逮捕、被流放國外，或者被殺害。如果單靠下層社會的窮人，特別是貧困農民來從事改革的深化，很可能釀成暴亂，實行極端的“均貧富”政策，甚至演變為一場內戰，不僅無濟于事，而且只能使局勢越演越亂。

　　這就是這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中國家的深刻教訓。

　　-社會危機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二個“陷阱”是“社會危機陷阱”，要靠縮小貧富差距、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和社會管理創新來避免。“社會危機陷阱”是怎樣形成的？原因很多，歸結起來，無非是貧富差距擴大、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地區收入差距擴大和缺乏社會管理創新所造成的。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就業壓力始終是存在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農村的青壯年，包括農村婦女在內，走出農村尋找工作的人越來越多，因為早離開農村在城鎮中找到工作的人生活得到改善，會有示范效應，會吸引更多的農村中青壯年男女向往城鎮，不斷走出農村，結果是求職人數超過城鎮的就業崗位數，就業成為城鎮不得不面臨的巨大壓力。

　　同樣的道理，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的發展中國家，由于投資需求增大，財政支出增大，便有了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壓力；由于土地、原材料燃料供給緊張，房地產價格上漲，生產成本上升，又有了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加之，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同國際市場的關系日益密切，它們越來越卷入全球化的浪潮，所以無論從商品流通渠道看，還是從資本流通渠道看，它們都有可能發生國際輸入型的通貨膨脹。多種形式的通貨膨脹相繼發生，使發展中國家國內民怨沸騰，使公眾不斷增大對貧富差距擴大的不滿，對政府的不滿，對執政黨的不滿。

　　還應當注意到，如果發生的是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或國際輸入型的通貨膨脹，那就會同失業交織在一起，形成失業與通貨膨脹并發，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滯脹”。“滯脹”必將使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受到打擊，狀況惡化，更重要的是使失業者和低收入家庭憤怒、絕望，“社會危機陷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

　　“社會危機陷阱”的出現，造成社會動蕩加劇，農村更加窮困，城市貧困人數增多，失業者增多，經濟增長因城鄉居民購買力下降而無法實現，因此政局會發生急劇變化，街頭政治活躍起來，激進分子煽動大眾起來推翻政府，并提出極端的政治主張。有錢人家相繼移居國外。這時，任何想改革和發展的政治家都感到束手無策， 不知從何著手。這些發展中國家只得長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無法自拔。

　　就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狀況而言，要邁出“社會危機陷阱”， 必須進行重大改革，然而，在“發展的制度障礙”剛出現時，盡管改革的困難已經比經濟發展初期大很多，但只要政府的決心大、魄力大，仍有可能推進，而到了“社會危機陷阱”出現后，改革的難度就更大了。在“社會危機”影響下，政局已很不安定，再談“改革中發展”或“發展中改革”，都使得政治家不知所措，通常轉而以“自保”為第一目標。

　　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在那些土地關系嚴重有缺陷的發展中國家，必須對現有的土地制度進行改革，但無論是住在農村的還是住在城里的大地主家族或大種植園主利益集團，全都反對土地改革， 甚至連妥協的、折中的土地改革方案也反對。這是發生“社會危機”的發展中國家最難解決的問題。

　　要縮小地區收入差距，一定要從解決三個問題著手，一是增加貧困地區的就業機會，二是改善貧困地區的投資條件和發展條件， 三是向貧困地區輸入資本。但這三個問題都不容易解決。要增加貧困地區的就業機會，就必須增加投資；要改善貧困地區的投資條件和發展條件，同樣必須增加投資。發展中國家沒有足夠的資本，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為了保證貧困地區各項改革措施能有效地推進，能維持改革和發展過程中保持正常的社會秩序，社會管理工作應有所改變。這通常是指在貧困地區、經濟落后地區和失業人數較多的城鎮，推行農村和城鎮社區的居民自治，采取各種化解民間矛盾尤其是地方貧富隔閡、官民隔閡的社會管理創新的措施。對于民間的突發事件，要采取應對預案，早做準備，早做疏導，早進行化解。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如果對民間突發事件處置不當，很容易發生大的騷動，最后加深社會矛盾，甚至激發更大的社會沖突。加之，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社會動蕩往往同當地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氏族或家族矛盾、地方派系矛盾糾纏在一起。因此，民間釀成的社會沖突必須在剛開始時采取適當的對策，及早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就顯得格外重要。

　　-技術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三個“陷阱”是“技術陷阱”，要靠技術創新和資本市場創新來解決。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長期經濟停滯，擺脫不了困境，同技術上難以有重大突破有關，雖然它們認識到，如果技術上沒有重大突破，缺少自主創新，缺少產業升級，缺乏技術先進的優勢產業，人均GDP 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階段與高收入階段之間的門檻。然而，在這方面，它們往往無能為力。為什么？這主要是因為：技術創新必須同資本市場創新結合。如果缺少這種結合，這些發展中國家，即使已有一定的制造業基礎，要想在尖端技術方面有重大突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的“技術陷阱”。

　　要知道，技術上要有重大突破，必須有尖端的科研和技術人才，而在不少發展中國家，高端人才是遠遠不足的。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一是由于社會垂直流動渠道的嚴重阻塞，利益集團勢力強大，通常缺乏鼓勵人才脫穎而出的機制，所以科技領域的高端人才被埋沒了，受壓制了。二是由于工資待遇、福利待遇、社會保障和工作環境的影響，不少在國外學有所成的人才不愿回國工作，而愿意受聘于國外，留在國外長期不回。三是本國培養的人才也受到國外機構的吸引，不斷流向國外。這樣，高端人才的嚴重不足是很自然的。簡單地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調，再加上金融專業人才短缺，金融監督松弛，腐敗叢生，投資者望而生畏，把創業投資視為畏途。

　　這些國家的富人盡管擁有較多的財富，但從來都把不動產的持有看作是首要目標。即使從事實體經濟領域的投資，也一直把采礦業、建筑業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作為重點，很少涉及風險較大和自身又不存在優勢的先進技術設備制造業和新興產業，因為他們對這方面投資并無把握。在發達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從來都要依靠較完善、較完整的資本市場體系來為技術創新的開展與推廣進行融資。然而在這些發展中國家，如上所述，既由于資本市場不完善，由于富人作為投資主體不愿涉及風險較大的行業，所以不僅資本市場發展不起來，而且高端技術、自主創新、新興產業也難以取得重大進展。富人作為投資者，太急功近利了，只想迅速獲得暴利。如果股市看漲，他們常常帶著投機的想法，大量涌入，徒然增加資產泡沫；一旦股市看跌，他們又匆匆撤離資本市場。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因于發展中國家一直缺乏有戰略眼光的、有志于振興民族經濟的企業家。另一方面，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歸因于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幾乎從不關心改善資本市場的現狀，使得先天不足，后天又缺少對資本市場的關心和扶植，使資本市場未能在技術創新和新興產業崛起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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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至今仍是發展中國家，而且由低收入國家行列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時間并不久。在中等收入階段繼續前進時，中國會不會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并落入其中，這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希望中國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雖然是一種愿望，但也只是一種假定，因為這里還有若干假設條件，需要探討。

　　假設之一：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如果遇到“發展的制度障礙”，該怎么對待？是繼續推進改革，清除這些制度障礙（例如城鄉二元體制、市場的不公平競爭環境等），還是猶豫不決，不敢或不打算采取有效措施，或者認為這些方面的障礙在現階段的格局下不可能阻礙中國經濟的繼續前進？只有采取第一種對策，下定決心，大力推進相關的改革，才可以跨越“發展的制度障礙”而不至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假設之二：要對中國現階段和在經濟繼續發展的過程中的社會沖突的狀況和趨勢做出實事求是的估計，要正確對待已經露頭的社會不和諧的跡象，既不能視而不見或聽之任之，也不要驚慌失措。正確認識，正確評價，正確對待，是最重要的。如果認為貧富差距、城鄉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等等問題確已到了必須正視而不能忽略的程度，那就應當迅速采取有效的措施來一一緩解，以增加社會的和諧程度。這樣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否則，不是沒有可能導致社會不安定和社會矛盾激化，從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假設之三：在中國今后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繞不過“技術陷阱”，不能在自主創新、產業升級、新興產業壯大和尖端技術等方面有重大突破，如果資本市場依舊是不完善、不完整的體系，技術創新得不到資本市場有力支撐，那么即使跨越了中等收入階段，在高收入階段仍會長期停留在較低水平的高收入階段。這可能反映出中國資本市場并沒有發揮在促進技術創新中應有的作用。也就是說，中國的產品能以“中國制造”開拓國際市場是必要的，今后仍應繼續在“中國制造”方面努力，不能丟掉“中國制造”的成果。但中國又不能以“中國制造”為限，而應當努力在某些關鍵性行業和產品上以“中國創造”代替“中國制造”。

　　假設之四：中國必須擺脫過去長時期內支撐經濟增長率的舊模式，也就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資的舊模式。中國應當擺脫過多依賴投資來拉動增長的舊模式，轉向投資與消費并重的拉動增長的模式， 再進而實現以消費需求帶動增長為主、投資需求帶動增長為輔的拉動增長的模式。這樣才會形成經濟的良性循環，才能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避免失業與通貨膨脹的交替出現，也才能避免失業與通貨膨脹的并發。否則，即使中國過幾年人均GDP 超過了10 000 美元， 仍不能認為中國走上了穩定、健康增長的道路。

　　假設之五：中國民間蘊藏著極大的積極性，中國之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后能夠在發展中取得這樣顯著的成績，全依靠改革開放以來調動了民間的積極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民營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迅速成長壯大了。如果今后循著這樣一條道路走下去，致力于發展民營經濟，培養一批又一批有戰略眼光的、有志振興民營經濟的企業家，中國一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反之，如果認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到此為止了，民營經濟將受到抑制，民間積極性將受到挫傷，這不僅會阻礙我國經濟的繼續成長，而且還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最突出的是會發生失業、貧困地區返貧、社會動蕩激化等問題，這樣，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也將成為事實。

　　（本文摘編自厲以寧所著《大變局與新動力：中國經濟下一程》，中信出版集團出品，轉載已獲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