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財政部曝光了5個新能源汽車生產企業騙補或謀補典型案例，共涉及財政補貼資金10.1億元。后續財政補貼政策有望轉向，財政部將會同有關部門加快修訂完善產業扶持政策，及時提高準入門檻，適時采取補貼退坡辦法等。

　　顯然，被查處的5家企業，只是騙補現象中的“典型”，而非僅有5家企業存在騙補問題。一些看似已經“軟著陸”的車企，如果較起真來，可能也會被列入到騙補車企的行列。

　　事實上，此次被查處，對5家涉案企業來說，搞不好是致命的，極有可能引起系列連鎖反應。譬如到期銀行貸款難以償還、對上游企業的貨款支付不了等。一旦這些問題真的出現，其違規的負面作用與效應會更大。

　　客觀地講，對車企騙補本身的處理并不難。即便會出現前面分析的一些問題，也與查處騙補行為沒有任何關系。而且，面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地方相關部門也會及時出手，避免矛盾激化。筆者想指出的是，為什么公共財政政策在實施過程中時常出現變形，公共財政資金在使用過程中經常被侵占等問題，更值得重視和關注。

　　事實上，類似新能源車企騙補這樣的現象，在公共財政資金的分配和使用中，經常看到。直白點說，自從此類政策出臺至今，或多或少都存在類似的問題。

　　國家出臺公共財政補貼政策，目的是為了助推某一產業的發展，是為了更好地補短板、促平衡、助協調，是想通過財政補貼政策，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別是產業補貼政策，在目前公共財政供應能力還不強，財政收支壓力還很大的情況下，安排專項資金支持產業發展，扶持重點行業、重點產業、重點企業，體現出政府對新興產業、新興行業、重點企業等的重視。可是，中央的善意，卻在一些政策的執行中被扭曲了，從而使政策善意未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體現。

　　必須看到，發達國家也會出臺一些產業扶持政策，包括財政補貼等，但出現中國這樣的騙補問題相對罕見。原因就在于，從政策制定到執行，從資金分配到監管，從資金使用到效果評價，都有非常完整的制度與規定，執行程序規范。更重要的，一項政策的出臺，需要經過反復的研究與評估。反觀我們自己，有關部門在公共資源的管理方面，確實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舉例來說，一項產業扶持政策的出臺，有無做過全面的分析和思考，有無對可能的隱患和漏洞進行提前預判，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一旦存在漏洞或可鉆的空子，騙補等也就難以避免。

　　而從已經發生的騙補問題來看，地方與企業似乎也形成了騙補的利益鏈。因為，很多資金的分配，都是通過地方財政一級一級地安排下去的。所以，地方財政也有審核把關的責任和義務。

　　但現實情況是，一些地方除了幫企業多爭取補貼之外，并未盡到任何審核把關責任。一定程度上，還會扮演共同騙補的角色，并有可能在幫助企業騙補過程中，從中分得一杯羹。這種操作方式，必然會出現公共資源被瓜分的現象。對有關方面來說，政策出臺后，沒有更多考慮政策的執行效果，而只關注財政資金有沒有分配完。資金分完了，任務就算完成了。至于效果好不好，任由企業發布“成果”。為什么會不斷有企業，甚至是知名企業也加入騙補行列，不就是因為補貼的難度不大？

　　正因如此，對此次新能源汽車騙補案，千萬不要以為對車企進行處罰了，問題就都解決了。公共政策執行不到位、公共資源被侵占的問題，決不是企業單方面的問題，而是整個系統都存在漏洞的大問題。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騙補問題，如下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必須在政策的制定上進行全方位的調整與優化。要知道，灑花露水式補貼，是不利于產業發展和進步的，也決不是一句提高門檻就能解決問題的。實際上，無論是新能源汽車還是其他方面的補貼政策，在政策設計時，必須提前考慮可能出現的問題，并設計出能防范問題發生的補丁。譬如電池的使用效率、使用壽命、安全性能等，都可以制定具體的標準，達到標準才能獲得補貼。由此，完善和優化政策制定，是堵塞各種騙補漏洞的前提。

　　其二，要規范地方政府的行為，明確地方財政在執行補貼政策過程中的責任和義務。財政補貼政策，只能通過地方財政來實施，并必須經過地方財政的審核與把關。這也意味著，地方財政可以與被補貼企業形成利益鏈，但更需要承擔責任和義務。一旦出現問題，受處罰的將不只是企業，還有地方政府。一旦這樣的格局形成，地方自然也就不敢再去與企業一起頂風作案了。

　　再者，監管要嚴，查處要到位。這次檢查，主要是對企業進行查處，而沒有追究地方財政的責任。顯然，這是不太合理的，效果也會受到嚴重影響的。因為，只要補貼資金是通過地方財政下達的，地方財政就應當承擔騙補相關責任，就應對相關責任人予以追究，而不是只把板子打在企業身上。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在責任追究環節，制度是有漏洞的。

　　總之，從此次新能源汽車騙補案中，加上此前發生的一些類似事情（如去年有地方騙取國家生豬補貼），可以看到，騙補已經成為公共政策被扭曲，公共資源被侵占最常見和最關鍵的問題之一。

　　接下來，如何改變這一現狀，確保此類情況不再發生，需要有關方面高度重視，從源頭抓起，提前減少或封堵政策制定、執行、監督各個環節的漏洞，才有可能最終解決這一老大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