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訊網消息 7月9日，2016聯想之星WILL大會在北京舉辦。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應邀發言，題目是“一個經濟學人眼里的未來”。周其仁指出，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確定”，中國人正在對未來嚴陣以待，我們應該學習以色列和美國的創新經驗，百無禁忌想、腳踏實地干。

　　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確定”

　　周其仁指出，他知道關于未來最好的理論答案，是“不確定性”，那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著作里提出來的。何謂“不確定性”？就是經驗概率也推不出來將來一定會是個什么樣，不妨譯成“莫測”。按奈特的原意，不確定性比“風險”來得嚴重，本質上不可測，用保險機制也對付不了。不確定世界怎么應對？經濟學得出了一些今天看來還站得住腳的結論，那就是離不開一套制度——法治、市場、財產權、合約、特別是股權合約。為什么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理論上追到底，就是未來不確定。

　　彼得·蒂爾在他的著作《從0到1》中，把“現在的中國”列為“明確悲觀”之代表。他的根據是“老一輩中國人孩童時都經歷過饑荒，由此展望未來時，總會考慮到天災。中國公眾也知道‘冬天’來臨。局外人著迷于中國內部的巨大財富，但他們沒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國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財產轉移出國，貧窮一些的則能省就省，以求儲備充足。中國各階層人士都對未來嚴陣以待”。

　　以色列和美國的創新經驗

　　以色列法定面積比北京市還小（實際控制面積2萬多平方公里，略大于北京），自然資源極為匱乏，60%的國土為沙漠，可耕地僅60萬畝，大約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南部地區甚至不足每年30毫米。但現在的以色列卻是“歐洲菜果廚房”，每個以色列農民可供養的人口2014年為400人，高品質、高附加值農產品(000061,股吧)大量出口，滴灌技術和設施農業稱雄全球，連淡水和海水淡化技術也出口。更了不得的，是總人口800萬，卻擁有7000多家科技創業公司，是除美國、中國之外，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國家。

　　憑什么？就憑人。特別是憑人掌握的知識，憑把知識轉成技術和產品的卓越能力。哪來這套本事的？源頭還是教育。以色列從小就教育孩子要有質疑、提問、創新的精神。

　　一家中國創投公司的創始人王煜全把美國創新概括為“美國積木式創新”，所謂積木式創新，要點是打通科學象牙塔里的“想法（idea）”與產品、市場、產業之間的經脈。斯坦福大學的校訓“讓自由之風勁吹”以及MIT的校訓“動腦又動手”聞名遐邇，美國最好大學的思想能量，早就越出本來也不設圍墻的校區，與市場和產業精銳部隊，打成一片。

　　讓務實的明確樂觀抬頭

　　按現存技術，以10億人口計數的中國，要想都過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資源和環境都支持不了。早有這么一說：全世界都要過上歐洲人的生活，需要三個地球；要都過上美國人的生活，需要五個地球。可是，哪里有三五個地球？結論是不可能，這才是中國人“明確悲觀”的真正由來。

　　照搬、仿制支持現有發達生活的技術，幾億人或許行，十幾億人、幾十億人斷然不成。環境已經發出了警告。繼續向前現代化，要承認現存技術再先進也還不夠先進。欲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現代化需求，研發不能停、創新不能止。

　　周其仁為中國提出了幾點建議：一是發達經濟體的前沿創新值得關注，中國人大可從中淘寶。二是想法比資源重要，因為每個時代的可用資源皆由想法決定。三是敢想敢做極有意義，而相信未來更好，是敢想敢干的前提。四是創新創業人群要主動對沖彌漫周遭的各種焦慮——增長焦慮、轉型焦慮、教育文化焦慮、還有講不明白的焦慮。要讓務實的明確樂觀在中國抬頭，先從創新創業的人群里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