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經濟抓經濟抓不出新常態。不在制度層面除弊，對我們而言將可能跌入的不是其他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可能是失敗國家陷阱。】

　　就經濟抓經濟抓不出新常態

　　文／孫浩

　　人們似乎并不太在意近年來GDP增長率破七是它自己掉下來的還是我們主動調下來的。似乎也不大能看出來目前的宏觀調控是在保增長率還是壓增長率。似乎口頭上說要告別高增長實際上卻又很恐懼掉下來。其實應該問自己：新常態究竟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還是我們正想要的？

　　增長模式反轉是迭出高速增長的基本原因

　　現在主流的觀點是認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高增長早該結束了。在臨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沒有一個國家增長率不會下降甚至停滯。這種觀點很容易獲得現實經濟狀況的印證而被廣泛認可。但這只是一個浮于表面缺乏中國特色的解讀。僅就如去掉農民工城市化率其實只有百分之三十幾而言，增長動力還豐厚得很呢。

　　西方社會雖然一貫對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持批評態度，但并不否認若政府壟斷了資源要素將之集中投入某些生產領域照樣可以創造較高的經濟增長。這雖然不可持續但也可能保持相當長的階段。我們可以稱此為集權式增長。我國改革開放之前的經濟增長大致是這么個格局。

　　集權式的增長是國家的增長。增長的要素資源由國家調度，增長的承擔者是國企，增長的結果也由國家掌控。人和物一樣只是投入增長過程的要素，只能得到最低的收入并維持最低的消費。由于國家只關注若干重要產業的發展，所以整體產業結構是畸形的、缺短的。人民仍然是貧困的。

　　但改開之后，我們卻又創造了持續三十多年的更高的經濟增長。我們一直是用發展了市場經濟來解讀其奧秘的。而改開年代的發展市場經濟，離不開農村的包產到戶、鄉鎮企業和城市企業的放權讓利和隨后更多的個體戶、私營經濟。和先前的集權式增長相比，這是一個增長誘因、增長動力、增長主體發生了根本改變的經濟制度的轉換。

　　其最根本的特征是人民群眾成為了增長的主體。他們可以創業并享受發展的成果，從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致富。這樣一種增長使人民群眾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因而有高度的投入激情。我們可以把這種增長稱為普惠型增長。與這個過程相伴隨的是原先作為計劃經濟主體的國企也不斷探尋自身在市場經濟中的定位。

　　雖然蜿蜒曲折，但總體上民眾自身的經濟在不斷擴大，國有經濟在縮小（不足的是沒有在這過程中將國企的定位搞清楚，留下了制度反轉的隱患）。這是持續三十多年的高增長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一國的經濟能擺脫固有狀態進入高增長其首要原因一定是制度變革。

　　但任何一種經濟制度的成長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對這種增長格局的轉換一直存在爭議。2003年國資委成立（一個全民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設立一個只為某一經濟成分服務的公權機構其合法性是值得懷疑的），這可視為制度反轉的標志。

　　那位退休時聲稱只要被認為是忠臣就很滿足的首任掌門人將做大做強當作國企的首要目標，明令央企如做不到本行業前三就要被兼并。此令一出，國企紛紛強勢介入在高增長時期景氣很好的競爭性領域。他們挾道義制高點以及由此派生的政策支持和要素供給，以行業整頓為名，進行實為社會主義改造的兼并。民企成了明日黃花，國企成為了行業主體，并進一步占據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只要有公有身分，就容易在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圈錢。

　　作為市場化改革成果的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大為弱化，變成了以國企為中心的政策性配置。國企不關心價格信號，不在意供求關系，不研究行業趨勢，唯盡全力擴大產能以求做大做強。由此可見，產能過剩是國企做大做強的直接后果。國進民退是這個方針的伴生結果。前者直接導致集權式經濟增長雖加了杠桿依然難逃面臨極限而失速。后者使普惠型經濟增長喪失誘因。盡管最近國務院派出多支部級首長領隊的調查組下去調查民資投資下降，帶回來的結論卻并不觸及這一要害。增長的制度反轉是我國經濟增長跌出高速區的基本原因。只不過跌出之后睜眼一看恰恰面臨中等收入陷阱，于是就拿這個來說事代替了制度分析。

　　增長制度反轉更突出的表現是政府偏離公共服務的本職而成為了市場逐利者。這也許始于八十年代價格改革的雙軌制，其后就愈演愈烈。雖然近年來在不斷的簡政放權，但政府壟斷資源主導資源配置的局面并無根本改變。政府對土地市場的壟斷最中國特色。其他領域也是只要得到政府支持就能占領市場。這就使得權貴利益集團擠占市場，民企的生存空間日趨狹窄。而本來由政府主導惠及民生的各項公營事業也背離公共服務的宗旨變成了逐利的壟斷行業。而動用強權來處理經濟關系日漸成為政府的偏好。城管執法驅離小商小販、強拆、強行兼并、動不動停業整頓、查扣執照、吊銷、沒收財產等雖飽受詬病仍時發生。這些造就了民眾不斷被榨取、營商成本生活成本越來越高、所以不斷被市場驅離的異已的經濟增長。有本事的逃離，逃不掉只好茍活。

　　也有一些民企把握住了機遇趁勢而起。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注入了紅色基因與體制成功對接。成功的民企權貴化，其示范性是非市場指向的。近幾年的互聯網+似乎掀起一波創新熱潮，但已經喪失了八十年代改革發展最寶貴的草根基因。一種新技術或新的商業模式，如果不能大規模地持續燒錢，罕有成功可能。

　　在新常態中延續的舊格局

　　以上簡略的分析說明上世紀八十年代始于制度創新的中國經濟至九十年代末本世紀初發生了增長制度的反轉。西方人稱為經濟民主的這種普惠型增長被扼制。政府直接進入市場，壟斷發展要素，以國企為平臺，將公共產品變為贏利產品，國民財富向上流動和集中的集權式增長比重越來越大，日益削弱來自民間的增長誘因和動力。這是增長率下降最根本的內源性制度因素。至于很多其它原因都只是第二位的。遺憾的是由于對這一要害認識不清或不愿面對而大大延誤了時機。

　　上個十年的中后期，國際金融危機傳遞了增長率下降的壓力，但當時卻沒有認為是“新常態”來臨，仍力圖維持高增長。但采取的辦法是繼續沿襲并大大強化集權式增長。這樣做雖然有很多當時的理由，其是非功過已成春秋。但很難否認這是構成三期迭加的直接原因。更嚴重的是集權式增長形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權貴利益集團，要搬走他們已難如移山。以致新常態了，決策思維卻難以更新：

　　不敢突出國企的主要職能是公益性的，依然堅持要做大做強。一些新的提法如政府對國企要從管企業為主轉為管資本，并要放大公資作用等并無實質性的改變和進步。只要這點不作調整，增長格局就別指望能轉換。

　　不敢明確去產能的主體是國企。鋼鐵、煤炭、水泥等是過剩產能最集中的行業，其制度原因就是早些年通過兼并成為了國企呈威的江山。如果是民企，產品積壓設備閑置債臺高筑虧損累累了決不會硬撐，早就接受市場訊號自覺調整了。或者銀行等債權主體早就把它干掉了。如今這些行業中的大國企若看其債務結構不少早已破產，但卻靠著政府的庇護如同特護病房中的特殊人物占用過度醫療做僵尸硬挺。從借新還舊到借新還息到干脆債轉股，拖死自己不算還要拖死吸收了全民存款的銀行。莫非下一步銀行再玩一次不良資產剝離重新注資充實資本金？前些年我倒是說過若不改革這些事過七八年就要來一次。

　　不敢拋棄政府有違正義的壟斷性土地市場收入，企圖維持房地產固有的增長格局。所以新常態了依然地王連連為高房價背書。這還如何指望人們去搞實業搞創新呢？沒有這些又何來新常態呢？現在各地不斷爆出多少人蜂涌購房頃刻售磬的新聞，似乎房地產及整體經濟回暖向好。但這卻很象民國末期大批饑民手提成捆的金元券擠在米鋪前砸門求米。中國的房地產當前面臨的問題決不是什么去庫存，而是應當借鑒新加坡等國，作城市居民住房供給體系的根本調整。如果偏意識形態一點，這可以說是居民住房的資本主義模式與社會主義模式的區別（不要以為社會主義就只在我們這里）。

　　不敢痛下決心在住宅、醫療、教育這些最基本的民生領域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務。主管部門搞了那么多年的所謂改革，舍不得放棄既得利益，開創不了新局面。實際上中國改革成功經驗中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以開放促改革。醫療、教育等領域只要敢于對外開放，很多問題就解決了。

　　雖然政府為了適應新常態，出臺了很多經濟政策，但并未觸動集權式增長制度格局。所以大多很難落實，難見成效。中國經濟現在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制度不動，政策調控不起來。

　　應著力于普惠型增長制度的再造

　　政府現在很累。雖然增長率降下來了，但新的經濟動態平衡卻遲遲難以建立，時見左支右絀。

　　必須警覺就經濟抓經濟抓不出新常態。不在制度層面除弊，對我們而言將可能跌入的不是其他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可能是失敗國家陷阱。東三省就是經濟增長失敗的片狀塌方，全國各地也已出現不少點狀塌方。誰也不能說這種經濟增長失敗的點狀、片狀塌方不會蔓延。還算繁榮的一線城市和部分省份因正面臨高成本的洗劫而很難肯定還能持續增長。經濟失敗使得民生不保，政府的公共服務亦將不保，社會就會變為叢林。這正是失敗國家的圖象。

　　因此，新常態首先是政治問題，其次才是經濟問題。建設和打造創新型國家只有重塑經濟增長誘因和動力才由可能成功，為此唯有堅決地在制度層出手。以下幾個方面是繞不過去的：

　　第一，堅決落實全面深改決議中對國有企業布局的安排，把提供公共產品的公益性職能作為國企的首要和主要定位。

　　第二，明確競爭性領域中的國企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的主體。不要再不切實際地固守什么“保值增值”的反市場教條，因為已經是負資產了。應堅決取締行政保護，以市場評價和市場機制來完成三去。對可能發生的職工下崗等問題，政府要勇于承擔，與企業、社會力量一起來化解。

　　第三，在住宅、醫療、教育等民生領域貫徹社會主義原則（這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的現實），用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的方式來滿足社會的基本需求，特別要保證弱勢群體在這些方面的權益。

　　第四，切實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和產權，堅決取締侵犯公民財產的各種違法行為。認真吸取造國家牛市消解居民財富的深刻教訓。特別要重視創新過程的知識產權保護。重新點燃民眾創業創新的熱情。

　　第五，當前應特別突出強調人大要真正發揮作用加強對政府預算的審核管理并加壓縮。在新常態的入口其實就是要過幾年緊日子。政府和公務員如果不帶頭，同時將預算更多的用于民生，何來億眾一心。

　　以上這些舉措的實質，是消解集權式經濟增長的制度格局，重新從經濟上解放民眾，重塑上世紀八十年代普惠型經濟增長的誘因和動力。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經濟真正擺脫困境，進入以創新為動力的新的經濟增長階段。如果沒有膽略和決心去觸碰舊有利益格局，單靠什么放寬投資領域，減少行政審批，甚至減點稅放點貸，都不過是表面文章。新常態將近在眼前卻永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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