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幾位經濟界重量級智囊人士的文章，分析中國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并表示中國再用六七年時間就可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由于今年以來“權威人士”已數次通過《人民日報》發聲，社會各界現在對該報的政策宣示不敢怠慢，都要仔細琢磨其中的政策含義。

　　文章認為，參照世界銀行對四個收入組的劃分，對照國際經驗、結合我國實際，可以發現中國已基本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條件。中國目前處在上中等收入階段（2010—2023年左右），走出這一階段將用約13年時間。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確保經濟中高增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線”。預計從2024年左右開始，中國將進入高收入階段。文章認為，美歐日發達國家和智利、烏拉圭等少數南美國家之所以能夠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可以歸納出三條主要經驗，一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二是堅持對外開放，三是規范地實行市場經濟。而我國已經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未來只要政治上不出現顛覆性錯誤，經濟上不出現毀滅性打擊，制度上不出現斷層式波動，再過六七年，我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將無懸念。

　　毫無疑問，經濟智囊人士分析中國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在給社會各界打氣，鼓舞大家對未來中國經濟保持信心，并強調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事實上，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堅持對外開放、規范實行市場經濟，的確是關乎國家的命運和歷史走向的關鍵。不過，對于如何滿足達到高收入階段所必須的條件，如何順利地經過這一歷程，還有什么潛在風險，《人民日報》文章并沒有講清楚這些問題，而這正是中國能否最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所在。

　　在安邦咨詢（ANBOUND）研究團隊看來，中國要實現跨越之路，仍然充滿風險和挑戰。國內在經過近30年的高速發展后，經濟增長遇到嚴重瓶頸，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中國經濟已經處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以往經濟發展中積累下來的結構性矛盾在不斷暴露，經濟增長面臨新舊引擎的更替空白，前期高速發展期留下的欠賬所導致的經濟、社會問題不斷發酵。在國際上，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各主要經濟體增長乏術，且依靠寬松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邊際效應將消失殆盡。而伴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利益范圍的擴大，中國與一些大國和周邊國家的關系也暗藏危機，整體國際環境難言樂觀。從這個角度講，如何真正確保政治上不出現顛覆性錯誤、經濟上不出現毀滅性打擊以及制度上不出現斷層式波動，是個更有討論意義的課題。

　　從收入指標來看，按照國際通行的算法，高收入門檻是人均國民總收入1.3萬美元左右，當前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接近8000美元，似乎差距不大，努努勁就可以實現。但也要看到，雖然我國居民收入這些年增速較快，但我國國民的歷史累積財富仍然不多，與國外有巨大差距。更嚴重的是，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異，在全世界都是極高的（實際基尼系數遠遠超過官方給出的數值），國民收入的嚴重分化引發了多種社會矛盾。如果不大力改革現有的收入分配制度，未來即便人均GDP達到了高收入門檻，也不能充分轉化為居民財富，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反而可能帶來更多的矛盾和挑戰。

　　《人民日報》文章還提到，未來我國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趕超中等發達國家，必須依靠創新驅動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糾正資源錯配、激勵產業升級、營造創新環境，以便為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有利條件。在我們看來，歸根結底這些都是制度問題，是改革中最難啃的部分，需要拿出極大的勇氣和魄力推進一系列改革。國外的正反經驗也早已證明，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實現發展模式的轉換，實現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要想解決發展的公平性問題，必須打破社會利益固化并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可以說，我們面前的風險挑戰還很多，困難不可低估。

　　因此，除了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并在切換經濟驅動力時不掉速外，能否推動實質性制度改革以保證社會不走回頭路，是決定改革任務能否完成、中國能否能從中等收入陷阱中掙脫出來，能否持續的增長動力并最終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根本。

　　在一些根本前提條件實現之前，還不能說我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無懸念。只有加快制度改革步伐，中國才有望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有利條件，從而獲得持續的增長動力并最終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安邦咨詢授權和訊網智庫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