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GDP增速明顯放緩，并出現了經濟持續下行的態勢，這標志著改革開放以來年均10%的超高速增長時代的終結，我國經濟開始步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

　　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們必須保持戰略定力、沉著應戰，堅定改革方向，尊重市場規律，讓股市、匯市、樓市功能回歸本原，切不可簡單地將央行放水與加杠桿作為保增長的手段。

　　事實上，加杠桿不可能推動經濟增長，尤其是“脫實向虛”的加杠桿，更無益于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戰略推進。相反，高杠桿意味著高風險，如果控制不好，它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并導致經濟負增長，老百姓的儲蓄與財富很可能化作泡影。

　　新常態與保增長

　　如果說金融危機以前的30年，中國經濟主要以工業化及總量擴張為首要任務，它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做大蛋糕、做大規模。那么，全球性金融危機懪發所產生的巨大沖擊波，則一方面檢驗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偉大成就，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有機會深刻反省總量擴張背后的代價：粗放式、外延型經濟增長模式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廉價地皮、高能耗、高污染的基礎之上，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因此，中國經濟從超高速轉入中高速、從總量擴張轉向結構優化，并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這可能是下一個30年中國經濟變革的最重要特征，這就是我國經濟的“新常態”、新格局。

　　新常態不是放棄增長速度，而是要追求高質量的增長速度，我們要從過去粗放式、外延型、總量擴張的增長模式轉向集約化、內涵型、結構優化的發展模式。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一個長期性的任務，它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決心、耐心、信心和心理準備。只要方向正確、政策對路，并且用力適度，我們就有可能事半功倍，并能再次贏得下一個30年發展的成就與輝煌。因此，在政策制定上，我們不能心急，更不能用力過猛。

　　在改革開放的頭30年，我們習慣了年均10%的GDP高增長，“保八”成為決策者的底線目標和慣性思維。在快速工業化的年代，保增長就是保投資、保出口，辦法很簡單：一方面，加大貨幣投放，增大貸款供給，擴大重化工業投資、擴張重化工業產能；另一方面，采用超國民待遇政策吸引外企、引進外資，大力發展國內加工制造業，刺激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

　　相應的，我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許多產品產量也紛紛占據了世界第一的位置。比方，我國粗鋼產量是日本的8倍，是美國的10倍；我國汽車產銷量已超過了美國和日本的總和。2010年中國GDP首次超過日本，僅次于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中國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這一切既是金融危機以前我國經濟30年超高速增長的直接結果，同時也是金融危機之后重化工業產能過剩、經濟下行的間接原因。

　　伴隨著30年GDP高速狂奔，當重化工業產能擴張走到盡頭，GDP“保八”就不再現實，于是，產能過剩與經濟下行“攜手”拉開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序幕。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們不再單純追求高速增長和總量擴張，同時，實體經濟面臨經營困難，尤其是鋼鐵、煤炭等重化工業出現行業性虧損或微利，汽車、有色金屬、化工、水泥、玻璃等重化工業，則開始步入零增長態勢，昔日GDP高增長的功臣，如今成為經濟前行的障礙和阻力。在此情形下，人們急切地提出“保七”、“保六”的GDP增長目標，他們對GDP增速從金融危機前的14%滑落至目前的7%以下，感到很不習慣，也深感不安。其實，7%左右的GDP增長，在全球仍是少有的高速度，尤其是中國GDP的基數已很龐大，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相當于N個歐洲國家的GDP。

　　不過，隨著重化工業、央企、大企業增速放緩，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成為我國經濟穩增長、保增長的新引擎。為此，李克強總理提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雙創戰略，從中央到地方、從官方到民間，雙創活動贏得了社會的高度重視和廣泛參與，小微企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會關注與政策扶持。這是大眾創業的春天，也是小微企業的盛世，它拉開了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序幕，雙創及小微將是我們未來產業結構升級換代的新動力、新希望。

　　保增長與防通脹

　　面對我國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以及全球性量化寬松政策的國際環境，我國央行的“相機抉擇”陷入了兩難境地。在新常態經濟環境下，我們必須保持戰略定力、標本兼治，保增長不能習慣性地依賴央行隨意放水，“大水漫灌”式的擴張政策是給經濟打強心針，短期興奮過后，必然會留下后遺癥。

　　眾所周知，貨幣投放主要有三條途徑：一是銀行信貸；二是公開市場；三是票據貼現。在過去十年間，我國貨幣投放規模快速增長，2005年底廣義貨幣（M2）余額不足30萬億元，2015年底卻高達140萬億元，是十年前的4倍多，年均增長16.65%。2015年M2占當年GDP的比重高達200%多。這與美國相比，差異懸殊。2005年至2015年十年間，美國廣義貨幣M2余額年均增速為6.6%，2015年M2占GDP比重只有70%左右。當然，有人認為，中美兩國M2的統計口徑不可比，而且美元是可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而人民幣仍不是國際貨幣。盡管如此，至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貨幣投放增速確實過快。同時，它從另一側面折射出：我國貨幣流通速度過緩，單位貨幣創造GDP的效率較低。

　　再從歷年銀行新增貸款指標來看，2005年我國銀行新增貸款為2.4萬億元，2015年銀行新增貸款逼近12萬億元，相當于十年前的4.88倍，年均增長17.18%。2015年底我國銀行業總資產高達200萬億元，相當于當年GDP的3倍左右。2015年美國銀行總資產約為16萬億美元，占GDP比重不足100%。這一方面表明銀行業在我國金融體系中的絕對壟斷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銀行業信貸規模擴張的能力十分強大。

　　自2014年11月以來的一年多時間，央行不斷放水，連續9輪降準、降息，其中，2014年底兩次降準，2015年兩次降準、兩次降息、三次“雙降”。2016年1月份我國銀行新增貸款創下驚人的歷史紀錄，月新增人民幣貸款高達2.5萬億元，2016年第一季度銀行新增貸款高達4.61萬億元，再創歷史最高紀錄。

　　為了保增長，我們有必要維持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如果貨幣投放過猛、過度，就會導致市場流動性過剩，甚至是流動性泛濫，這將會使經濟活動中的投機行為變得更加猖獗。同時，由于紙幣貶值、貨幣購買力大幅下降，這會導致家庭財富縮水，國民消費水平下降，甚至還會導致消費者信心受損。這樣，不僅不能保增長、穩增長，而且可能還會擾亂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重大戰略，不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保增長與控杠桿

　　在中國，經濟加杠桿或杠桿化，起源于1998年房改政策及房地產大開發。1998年，我國停止城鎮住房實物分配，開始推進住房商品化。住房商品化首先是房價與地價的快速回歸，隨即引爆了我國房地產財富效應，房價不斷上漲，激發了人們購房囤房的熱情，商品房投資需求瞬間被釋放出來，進而推動地價不斷上漲，地方政府房地產稅費收入大幅上升。房地產大開發，一方面有效改善了城鎮居民的居住條件和環境，并極大地提高了城鎮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另一方面，它也為地方政府大力完善城市基礎設施、修建高鐵地鐵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在房地產大開發過程中，按揭購房是由首付比例控制的杠桿交易，地方政府大規模舉債則是以地皮作為抵押的債務杠桿化。當然，房地產開發商拿地后，邊賣圖紙邊建房，也是一種變相的加杠桿行為。正因如此，房地產泡沫化與杠桿化水乳交融、交相輝映、相互刺激。這是中國經濟首次“加杠桿”或“杠桿化”帶給我們的不確定性或潛在風險，為此，政府被迫出手干預，2010年全國大中型城市大多出臺了商品房“限購令”，結果在經濟下行環境下，住房成交量與房價雙雙下滑，2014年各地又紛紛取消了限購令，成交量與房價開始回升。

　　此外，在實體經濟不景氣，實體投資收益下降的大環境下，由于缺乏好的投資項目，企業資金大量閑置。許多企業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甚至消極地放棄原有主業，開始涉足理財與投資。有的企業將閑置資金交由第三方打理，有的企業干脆直接參與“炒股”，美其名曰“股權投資”，還有的企業借并購重組之名，盲目趕時髦、跨界并購，一窩蜂地參股金融企業、游戲公司或影視公司，大玩資本運作，倒騰股權差價。尤其是近兩年崛起的PE，野蠻生長如雨后春筍，它們借助互聯網平臺及新三板市場大肆吸金，然后進入A股市場瘋狂“舉牌”，大肆并購，這一切都是流動性泛濫、經濟加杠桿、脫實向虛的最典型表現。

　　事實上，加杠桿不可能推動經濟增長，尤其是“脫實向虛”的加杠桿，更無益于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戰略推進，相反，高杠桿意味著高風險，如果控制不好，它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并導致經濟負增長，老百姓的儲蓄與財富很可能化作泡影。

　　因此，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們必須保持戰略定力、沉著應戰，堅定改革方向，尊重市場規律，讓股市、匯市、樓市功能回歸本原，切不可簡單地將央行放水與加杠桿作為保增長的手段。

　　當前，傳統動能已經走向S型曲線的天花板，中國經濟面臨轉型的轉折點，如果此時再依靠“強刺激”來維持經濟高速成長，只會導致投資效益遞減，并造成更多僵尸企業、產能過剩、技術退步等現象。

　　在2016年5月1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明確指出：“要以改革促發展，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和決心，堅決打好打贏中央企業"瘦身健體"提質增效的攻堅戰。”他還為中央企業列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改革任務清單：在兩年內壓減中央企業10%左右的鋼鐵煤炭現有產能；用3年時間通過債務重組、兼并重組、關閉撤銷、破產重整、破產清算等方式，處置央企子公司中的345戶大中型“僵尸企業”；今明兩年使虧損面縮減30%；力爭實現降本增效1000億元以上。

　?。ㄗ髡呦滴錆h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