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變國富民窮的現狀？專欄作家鄭永年撰文認為，這種情況不改變，政府就會演變成學界所說的掠奪性政府。扶貧、提高勞動收入、改變產業結構（如鼓勵發展中小型企業）、稅收制度改革等都可以改變國富民窮的情況，實現社會公平。】

    中國的經濟秩序，用官方的話語來說，是一種混合型經濟秩序。西方對中國經濟秩序經常迷惑不解，有各種稱呼，例如“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等。同時，也有很多學者發現中國存在著私營或者民營資本主義。很難用西方經濟學概念來解釋中國經濟體。

    實際上，上述各種所謂的“資本主義”形式在中國都是共存的。在頂端是國家資本主義，在底層是符合亞當 斯密所描述定義的自治性質的資本主義，而在這兩者之間的則是國家和民間合作的資本主義或者一些人所說的“裙帶資本主義”。

    中國官方本身用混合經濟來概括中國經濟體，倒是比較符合事實。在這個混合經濟秩序里，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各個產業部門之間、政府與市場關系等保持平衡。一旦嚴重失衡，危機就會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國那樣的一個經濟秩序，在那么長的歷史時期里，總有一個很強大的國有部門，國家對關鍵的經濟領域起著直接的作用。

    國有部門承擔著國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對付隨時發生的各種各樣的危機、平衡市場的力量等。這些在漢代的《鹽鐵論》里面講得很清楚，歷朝歷代也都實踐著這些理論。國家的這種經濟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總把國有部門和計劃經濟聯系起來，這不是對歷史的看法。計劃經濟時代只是把歷史上早就存在的國家的作用推向了極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經濟秩序來衡量中國經濟秩序，似乎西方經濟秩序就是中國的改革目標。但如果中國可以變成西方，那么就沒有中國秩序了。大家說中國是轉型經濟，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從國有到私營經濟。這就沒有看到中國經濟秩序的本質。正是因為中國有個強大的國有部門，像西方那樣的私有化在中國不會發生。

    從歷史上看，私有經濟或者民營經濟在中國一直是存在著的，但中國絕對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種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經濟學家，一說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私有化。這脫離中國的現實。中國的經濟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國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混合經濟秩序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

    西方的經濟秩序，個人主義走過頭了就出現了大問題。西方經濟秩序的缺陷，無論是20 世紀30 年代的經濟危機，還是2008 年之后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都是因為所有的關鍵金融領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沒有足夠的干預能力，在監控不嚴的情況下，市場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現了問題。

    同時，西方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遠較中國政府弱。西方政府只有兩個杠桿，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這兩個政策經常失效。當利率趨于零的時候，貨幣政策就無效了；當政府債務高筑的時候，財政政策就失靈了。和西方比較，中國政府不僅具有貨幣和財政政策，而且擁有一個龐大的國有部門來平衡市場經濟。

    但是這并不是說中國的經濟制度就比西方的具有優勢了。今天，很難在中國的經濟體制和西方各種經濟體制之間做一個價值判斷。原因很簡單，兩者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實現市場和國家之間的平衡，但同時兩者都會以自己的方式失去這種平衡。

    如果把中國和美國做一比較，就會看到兩種不同的市場和國家關系。從概念上說，中國是“（政）府內市場”（market in state），而美國是“（市）場內國家”（state inmarket）。就是說，在中國，市場要服從政府原則，而在美國，政府要服從市場原則。

    當然，如果用馬克斯 韋伯的話來說，這兩個只是理論上的“理想類型”，也就是說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一個完全由政府主導的市場，或者一個完全由市場來主導的政府。事實上，即使在計劃經濟下，也會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場，例如黑市和地下市場；即使在最典型的市場經濟里，例如香港，政府對經濟也會有一定的影響。

    從經驗來看，在西方，如果市場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國家和社會沒有有效的力量來平衡市場力量，那么危機必然發生。反之，在中國，如果國家力量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沒有市場和社會的力量來平衡國家力量，那么危機也必然發生。

    對各國來說，問題在于，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時，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 在西方，政府從屬于市場。盡管從總體上看，政府的經濟功能在不斷強化，但政府畢竟還是市場的一部分。無論是規制型國家（國家對市場進行規制）還是干預型國家 （凱恩斯主義），政府和市場之間仍然有明確的邊界，兩者不能互相取代。但在中國，市場從屬于政府。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的空間在擴大，其功能也在不斷強化，但市場還是政府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市場只是政府實現其經濟社會目標（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種工具。

    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和市場之間存在著明確的邊界，盡管在不同國家，兩者之間的邊界劃在哪里是不同的。先發展國家和后發展國家之間存在著區別。總體上看，在后發展國家，政府的作用要比先發展國家的大。例如在歐洲，英國因為其最先得到發展，其自由市場的空間遠較后發展的德國和法國大。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對這個邊界應當劃在哪里的看法也不同，這可以從亞當 斯密、馬克思、凱恩斯和當代的不同經濟流派的不同意見和主張中看出。但所有這些都不會妨礙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邊界。

    從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來說，和西方一樣，中國也仍然處于探索過程之中。和西方相比，在中國的“（政）府內市場”模式下，市場存在并生活在政府規定的邊界之中，政府和市場之間不存在明確的邊界。如果國有部門占有了絕對的優勢地位和政府對市場干預太過的時候，其劣勢就會出現。或者說，一旦國家和政府占了絕對的壟斷地位，以致市場作用不能發揮，就會出現問題。正因為這樣，中國的經濟秩序也處于改革過程之中。今天，中國的經濟改革意在回答幾個關鍵問題。

    第一，國有部門的邊界在哪里？國有部門要有個邊界。國有部門不能無限地發展，不可以無限地去侵犯非國有部門的領域。要讓兩個領域保持相對平衡的空間，容許它們互相競爭。國有和非國有兩部門之間的公平競爭很重要。

    第二，政府和市場各自的職能和領域是什么？政府可以在哪些領域發揮作用，哪些領域政府應當發揮作用但是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哪些它應該退出來的地方它沒有退出來，這些問題都要弄清楚。像社會改革、社會保障、醫療保險、教育、環保等社會政策領域，政府顯然都還做得不夠。

    第三，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平衡點在哪里？在很長時間里，政府只有經濟政策，而社會政策貧乏不堪。在很多場合，都是用經濟政策取代了社會政策。舉個例子，在很多國家，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和公共住房等領域都需要國家大力投入，但中國則不然。這些本來需要國家大力投入的領域往往成為暴富的領域。在社會政策沒有確立的情況下，往往是通過犧牲社會的方法來謀求經濟的高速發展。這樣就使中國社會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經濟發展越快，社會被破壞得越厲害；社會越脆弱，經濟發展越不可持續。

    更為重要的是，如何改變國富民窮的現狀？這種情況不改變，政府就會演變成學界所說的掠奪性政府。扶貧、提高勞動收入、改變產業結構（如鼓勵發展中小型企業）、稅收制度改革等都可以改變國富民窮的情況，實現社會公平。

    很顯然，中國經濟秩序的大構架已經確立。盡管仍然進行改革，也會從西方學習一些制度要素，但很難演變成西方那樣的經濟秩序。正如這里所討論的，這不僅因為這個經濟秩序具有文明性，而且也是因為其在很多方面就有巨大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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