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亞布力論壇研究報告《中國的貧富差距》（精要版）】

　　目前導致我國收入分配狀況惡化的非市場力量主要有四種：行政壟斷、城鄉分隔、制度缺失和再分配措施的缺陷。為了破解收入分配的難題，當務之急是要通過改革，破解舊體制遺留的各類障礙，讓市場更為有效地運作。

　　中國正在經歷工業化轉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逐步轉向現代工業社會，同時也正在經歷著體制轉型，由計劃經濟逐步轉向市場經濟，這就決定了中國將同時遭遇由市場力量造成的不平等和由非市場力量造成的不平等。
　　一、我國收入不平等演化的基本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貧富分化。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在改革之初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大約在0.3左右。此后，這一指標持續上升，直到本世紀初才逐漸穩定在了高位。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4年我國的基尼系數為0.469，遠遠高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
　　在收入不平等總體上不斷擴大的同時，我國的收入分配狀況還表現出了幾個重要的特征：第一，在幾個主要的“組間不平等”中，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收入不平等近來已逐漸趨于縮小，而行業之間的收入則還在持續擴大；第二，“組間不平等”的嚴重性已經充分顯露出來，無論是城鄉內部、區域內部，還是行業內部，都存在著巨大的收入不平等；
　　第三，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作為一個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的國家，勞動力回報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回報卻明顯偏低，而資本回報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卻明顯偏高；第四，從動態上看，我國的社會流動性正在減弱，社會結構正在趨于固化。
　　上述這些收入不平等的特征，究竟向我們提供了怎樣的信息？我們應該怎樣看待現階段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又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應對不平等帶來的挑戰？在改革逐漸進入深水區的今天，對以上問題進行嚴肅而認真的思考將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兩類不平等：理解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一個框架
　　要深刻理解中國的不平等，就必須將這一問題放到“雙重轉型”的大背景下來考察。當前，中國正在經歷工業化轉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逐步轉向現代工業社會，同時也正在經歷著體制轉型，由計劃經濟逐步轉向市場經濟，這就決定了中國將同時遭遇由市場力量造成的不平等和由非市場力量造成的不平等。
　　一方面，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計劃經濟時代的絕對平均被打破，人們可以通過自己擁有的財富和能力獲取收入。由于人的財富有多少、能力有高低，因此獲得的收入就會有差異，不平等就會由此產生。另一方面，在市場化的推進過程中，由于制度建設往往相對滯緩，因此就會產生大量的“尋租”和套利機會。一些人會利用這些機會獲取收入，這也會拉大收入的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市場和非市場力量都有可能造成不平等，但是兩類不平等在表現形式和社會后果上卻存在著很多的不同：第一，市場力量在帶來不平等的同時，也會帶來更高的社會流動性，而非市場力量在帶來不平等的同時則會伴隨著社會結構固化；
　　第二，市場力量帶來的不平等相對比較容易被公眾認同，而非市場力量帶來的不平等則更容易被公眾厭惡；第三，市場力量帶來的不平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而非市場力量造成的不平等則會阻礙經濟增長。基于上述原因，在分析不平等問題時，應當先對造成不平等的原因予以正確區分。
　　從演化趨勢上看，兩類不平等都會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推進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關系。其中，市場力量帶來的不平等存在“倒U型”的原因是市場競爭會自發趨向均衡，消除超額利潤；而非市場力量帶來的不平等存在的“倒U型”則源自于尋租機會和尋租收益之間的權衡。這兩條“倒U型”曲線的疊加，就決定了經濟體中不平等變化的總趨勢。
　　在當前中國，一方面在“庫茲涅茨機制”的作用下，由市場力量造成的不平等在達到了高點后已開始趨于縮小（勞動力成本的急劇上升就是一個重要表現）；另一方面由于利用體制缺陷進行尋租的收益正在逐漸增大，因此由非市場力量造成的不平等則正在趨于上升（腐敗的頻發就是一個重要表現）。
　　在這兩種力量的作用下，不平等就總體上在高位徘徊。而行業間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勞動力回報份額低、社會流動性下降等現象，其實也是非市場力量導致收入分配狀況惡化的具體表現。
　　針對以上狀況，在我國現階段，造成收入不平等持續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應該是由非市場力量導致的。為了破解收入分配的難題，當務之急是要通過改革，破解舊體制遺留的各類障礙，讓市場更為有效地運作。
　　三、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
　　既然收入分配的結果是由市場和非市場兩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要尋找導致收入差異擴大的具體原因也要從這兩方面分別入手。為此，我們需要先找到造成兩類不平等的具體原因。
　　（一）引發收入差距擴大的非市場原因
　　總體來說，目前導致我國收入分配狀況惡化的非市場力量主要有四種：行政壟斷、城鄉分隔、制度缺失和再分配措施的缺陷。
　　第一，我國部分行業的行政壟斷仍沒有打破，這造成了行業間收入差距的持續存在。
　　目前，我國的不少行業例如金融、電信、能源等，都存在著行政壟斷問題。行政壟斷的存在會從三個方面讓收入分配格局發生惡化：
　　首先，行政壟斷的行業可以借助政策扶持等非市場力量迅速占領市場，從而保證超額收入；
　　其次，行政壟斷行業可以利用定價機制推高行業收入；
　　最后，由于這些壟斷行業的尋租空間巨大而監管卻相對困難，因此容易滋生大量的“灰色收入”。以上三方面原因的疊加，造成了行政壟斷行業的員工收入遠遠高于競爭性行業的員工，并由此帶來了居高不下的行業間收入差異。
　　第二，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隔、區域分隔還沒有從根本上打破，這造成了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存在。
　　盡管從趨勢上看，我國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已經出現了縮小，但其差距依然較大，而這一差距的持續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戶籍制度遲遲未得到根本性改革，城鄉分隔、區域分隔的局面還沒有從根本上得以打破。從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戶籍制度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首先，戶籍制度增加了勞動力流動的成本，阻礙了低收入群體通過流動改善收入的可能性；其次，戶籍制度造成了不同勞動者在享受公共服務上的不均等，事實上進一步增大了不同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再次，戶籍制度也成為了勞動力歧視的重要來源，給務工人員帶來了額外的就業成本。由于以上三個原因，戶籍制度事實上已成為了阻礙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收入進一步縮小的最大制度障礙。
　　第三，體制轉軌過程中的制度缺失會造成大量的尋租機會，這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我國正處在體制轉軌階段。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進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制度的缺陷及漏洞，這就會為尋租留下巨大空間，這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具體來說，體制轉軌中的問題表現為兩個方面。首先是雙軌制。
　　從初衷上看，雙軌制的提出是為了減少改革的阻力而推出的過渡性制度。但是這種制度往往會帶來巨大的尋租和套利空間，從而為一些人獲取“灰色收入”創造機會。其次是內部人控制問題。
　　在轉軌的過程中，大批大中型企業都進行了公司化的改革。在這一過程中，這些大中型企業內部很容易形成管理層“內部人控制”的局面，甚至出現外部人通過暗持股份進行控制的局面。因此，在這些企業的收入分配過程中，管理層和“實際”控制人就占據了主動的地位，廣大職工只能被動地接受對自己的薪酬安排。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驅使下，這些企業內部的收入差距擴大變得不可避免。
　　第四，在再分配過程中，我國也存在不少制度缺陷，這導致了收入分配難以趨于合理。
　　再分配，或者說二次分配，是糾正初次分配中的缺陷，讓收入分配趨于合理的一個重要途徑。目前，我國的二次分配體系還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制度缺陷，這就導致了二次分配不能完成既定目標，不能有效達到限制收入差距、保證收入平等的作用。
　　首先是稅收制度上的問題。一方面，我國的稅收體制是以流轉稅（包括營業稅、增值稅、消費稅等）為主體的，而收入稅的比例則較低，這種稅收構成不利于收入分配調節；另一方面，在所得稅的設計和征收上，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在現實中，高收入者往往更容易避稅，而中低收入的工薪階層反而成為了繳納所得稅的最主要人群，這事實上形成了一種逆向的收入分配調節。
　　其次是轉移支付的問題。我國現行的轉移支付體制還存在著不少問題，限制了其進行收入分配調節的功能的發揮。其一，從總體上看，我國的轉移支付總額還較低，而用于實現均等化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則更是不足；
　　其二，轉移支付的結構和功能也依然有待優化。許多一般性轉移支付項目有明確的指向，因而影響了轉移支付對公共服務均等化、地區間協調發展等重要功能的發揮；其三，轉移支付形式上的問題也限制了其收入調節作用的發揮，稅收返還等形式的轉移支付非但不能縮小區域收入差異，反而會加大收入差距。
　　最后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問題。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存在著很多問題：其一，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碎片化現象較嚴重，這造成城鄉、群體和區域之間的不公平；其二，社會保障的實際覆蓋面較窄、保障水平也較低，這造成了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功能難以充分實現；其三，我國社會保障的統籌層次還較低，這也影響了區域之間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其四，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在運行中還存在著一些逆向調節現象，這進一步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均。
　　（二）引發收入差距擴大的市場原因
　　引發收入差距擴大的市場原因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本質可能會讓一些人的收入處于相對較低的狀態。
　　根據市場的運作規律，人們能獲得的收入根本上是由其所能作出的貢獻，或者說其生產率決定的。因此一些健康狀況較差、教育水平較低、學習、工作能力較差的人群注定會處于低收入階層。尤其是在技術日新月異、產業結構升級迅速的今天，大批來自農村，或者被落后產業和過剩產能淘汰的人員，難以適應新的工作要求，即使變換工作崗位，仍難以掌握相應知識技能和經驗的，就會面臨著巨大的失業風險。即使加以扶助，這部分人的收入仍會相對低下。
　　第二，貧富分化可能會導致社會流動性的下降，讓收入差距和社會層級固化。
　　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使收入分配狀況固化：其一，相對于低收入者，高收入人群可能具有更多的投資渠道、獲取更高的資本回報率；其二，高收入者的子女通常有機會獲得更好的教育，從而會將收入不平等通過教育進行代際傳遞；其三，不同收入群體在社會關系上也會存在很大不同，這種差異也會造成收入差異的進一步擴大。由于以上三方面原因的存在，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就可能出現，整個社會階層和收入分配格局就有可能趨向于固化。
　　第三，創新活動在帶來巨大動力和貢獻的同時，可能會在短期內帶來失業等問題，也會導致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
　　今天，技術進步和市場創新日新月異，不少是通過“創造性的毀滅”實現的，在給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和一些群體帶來收益的同時，也會對其另一些群體構成損害。首先，創新的“技術偏向”性和溢出效應可能導致原有產業和相應崗位，以及跨產業、跨崗位的重大重組和重整，原有的收入分配分化，使得大量不能掌握新技術的人就會面臨減收乃至就業的壓力；
　　其次，創新也會讓同一崗位內部的不同從業者之間出現收入的分化。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新的重組不會整體消滅舊崗位，甚至會產生新的就業崗位，但從事這些工作崗位的要求會發生較大變化，從業人員的優勝劣汰和重新培訓后的效果差距，也都可能會造成員工的收入不平等加劇。
　　四、應對收入不平等擴大的政策建議
　　在雙重轉軌的大背景下，對不平等的應對應該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應當破除阻礙市場機制運行的各類體制性障礙，切實讓市場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盡量在初次分配中讓各類要素按照其貢獻獲得相應的回報；另一方面，應當出臺相應的措施，彌補市場運行中出現的缺陷，利用二次分配對過大的收入差距進行調節。
　　具體來說，如下幾方面的工作是尤其需要重視的。
　　第一，要繼續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切實打破行政壟斷。
　　要縮小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完善經濟機制，就必須切實打破行政壟斷，具體來說，應當做到如下幾點：其一，要放開準入、引入市場競爭。除了那些私人資本不易流入而又涉及重大民生的領域以及切實涉及國家安全的部門及部分存在自然壟斷的部門外，其他的部門都應該開放準入，讓市場在這些部門的資源配置過程中也發揮決定性作用；其二，要完善立法，推進行政壟斷的破除。要構建全方位的壟斷規制法律體系，讓治理壟斷有法可依；其三，要依法加強有效監管和對腐敗行為進行嚴厲打擊。
　　第二，應當徹底改革戶籍制度，打破城鄉分隔和區域分隔。
　　對戶籍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革，是最終打破城鄉分隔和區域分隔的關鍵，也是建立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最關鍵一步。考慮到改革的可行性，我們建議變一步到位的戶籍獲取為逐步獲取公共福利。當外來人口達到了一定的條件后，可以逐步給予其醫療、教育、養老等本地福利待遇，這樣戶籍所附帶的一攬子福利就會被逐步剝離開來，其本身的價值也會逐步減小，最終消失。我們認為，相對于現在不少地方推行的積分落戶措施，這種逐步獲取福利的方式將更有利于引導外來人口本地化的有序進行。
　　第三，應當加快制度建設，杜絕尋租和灰色收入。
　　其一，對于不少采用“雙軌制”推進改革的領域，應當盡快實現制度的并軌。其二，針對內部人控制問題，一方面應當加快大中型企業的產權改革，解決“所有者缺位”和所有者“越位”的問題，實現企業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另一方面，對于各種類型的企業應當科學地加以分類，有針對性地加強公司治理建設，完善風險內控和外部監管，對違法違規的，要依法加大處罰力度，形成常規的有效威懾。
　　第四，應當推進稅收制度的改革，用稅收對收入分配進行調節。
　　要實現收入分配格局的優化，一個合理的稅收體系是必不可少的。具體來說，如下幾方面工作是最為關鍵的：
　　首先，應當對稅收制度進行重新設計，更加突出稅收的收入調節功能，逐步建立以調節收入分配為導向的以直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
　　其次，要對所得稅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要將分配所得稅制改革為所得綜合評稅的做法，從不斷提高起征點的做法，改為以家庭為單位，實行負擔扣除后繳納所得稅的科學做法，在堅持差別、漸進的所得稅基的基礎上，適當降低所得稅稅率；再次，要健全和完善財產稅與消費稅，真正發揮財產稅調節收入分配公平的作用，應當適時推出固定資產保有環節稅，研究開征遺產稅；
　　最后，應當強化所得稅稅收征管能力的建設，對全球化時代下國民在全球收入和避稅等愈發廣泛而又現實的問題，迅速研究、適時產生符合國際良好做法的評稅機制和相關法規。
　　第五，應當加快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促進全國范圍內保障體系的整合。
　　目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需要完成如下幾方面的工作：第一，應當推進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與整合，分階段、分項目地實現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低保制度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整合；第二，應當切實擴大社會保障實際覆蓋面，要提高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險參保率，提高城鄉低保的覆蓋人群比重；第三，要逐步提高最低社會保障待遇水平，要建立起基礎養老金和城鄉低保標準的正常增長機制；第四，要逐步提高社會保障統籌層次，盡快實現基本社會保障關系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
　　第六，應當建立合理的教育體系，實現教育的公平化。
　　具體來說，應當做到如下幾點：第一，要改革原有的教育投資體制，將二元的教育投資體制變革為一元的教育投資體制，繼續加大對農村的教育投資力度；第二，要減小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做到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充分供應和真正普及；第三，要加強職業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識的教育培訓力度，重點提升培訓和教育的質量及水平，針對不同類型群體，做好國家出一點、市場幫一點的免費培訓辦法，提高他們的知識技能和就業能力，幫助其就業和再就業。
　　第七，應當加強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調節中的作用。其一，發揮慈善和個人自愿捐助等第三次分配形式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其二，營造鼓勵個人自愿捐助和投身慈善活動的有利的文化環境和制度環境，如稅收激勵等；其三，加強持續、精準扶貧。
　　（作者劉明康：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