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和聯想道路是中國兩條對外開放道路的企業代表

　　筆者進行華為和聯想的比較分析，并不是為了捧華為貶聯想，這也并不意味著聯想將無可避免地衰落。而是要探究這兩者代表的不同對外開放道路的利弊得失，為今后中國改革開放的道路選擇，對中國企業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參考借鑒。

　　本人想強調的是，華為和聯想的不同道路，都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它們分別是各自領域國家政策條件下的理性選擇，也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兩種道路在企業的投射。

　　華為走上了股份合作制自主創新的道路，除了是任正非和華為人對中國人創造力和艱苦奮斗能力的自信，他們更愿意立志于中國價值立場之外。還與中國對外開放中電信業的特殊保護政策有關，1999-2001年的中外各種力量圍繞中國加入WTO超級博弈時，當時的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頂住了主流意見，堅決反對電信業過度開放，強調如果喪失信息安全則國家安全毫無保障，堅持認為不能允許外資絕對控股（超過50%）國內電信設備商，國內電信設備采購必須給民族電信設備企業留下一定份額，不允許外資壟斷。由此，華為、中興通訊等才能在起步之初不被跨國公司一口吞并，民族電信設備業的萌芽才不至于被連根拔起。其后，華為在發展中匱乏資金，早期階段還得到了電信企業的融資支持。這才使華為積累了第一桶金；有了這個基礎，才能進入亞非拉，積累了挑戰跨國巨頭的實力。如今，華為一家的利潤已經遠超愛立信、阿朗和諾基亞之和！這個天翻地覆的變化才經歷了短短十幾年的時間，怎么能不讓人唏噓感嘆。

　　聯想則沒有這么好的外部環境。電腦領域，無論是市場還是投資，從一開始就徹底放開，由于芯片、主板、硬盤和操作系統都已經被跨國公司壟斷，外資公司也可在國內設立全資組裝廠，聯想能做的就是依靠熟悉國內市場渠道，以大規模采購組裝降低單臺成本，積累菲薄的利潤。其間，楊元慶也試圖在IT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創新，但是由于相關領域開放太快，產業成熟速度太快，聯想的努力很快被IBM、SAP、甲骨文、惠普等公司截斷了出路，根本沒有時間進行技術和財力積累，很快就宣告了失敗。

　　因此，在中國對電腦、手機等領域民族資本毫無保護，聯想試圖進行技術升級和產業創新的空間被極大擠壓，常常被截斷去路的情況下。聯想在某種程度上認了命——跟在IBM后面吃土。客觀上成為IBM等跨國公司在技術升級后，對于落后技術尾部風險的承受者。在這種交易中，IBM和GOOGLE將嚴重虧損的部門賣出巨額的現金，可謂最大的贏家。說的再通透點，這對IBM等代表的跨國公司是完美的收官——在一大桌美味佳肴吃成殘羹冷炙后，還能打包賣給聯想。不僅“雞肋”賣成了金條，而且連打掃衛生的費用都省下了。

　　中國開放正途：適度保護+股份合作制+國內充分競爭

　　幸好中國還有吳基傳！幸好中國還有華為！如若不然，中國企業將基本被鎖定在跟著跨國公司后面吃土，做清掃工的角色。中國人或將永遠無法證明，憑著中國人的聰明、奮斗和創造，中國民族企業也可以站到世界之巔，成為令國際跨國公司畏懼，令中國人自豪的偉大企業!

　　華為的成功也使1990年代末、中國加入WTO前的一場大爭論有了初步結果。那時，中國面臨改革開放道路的重大決策。一派認為中國應該按照美國要求的標準加入WTO，參照亞洲四小龍的經驗，允許外資控股中國企業，允許外資獨資投資或者控股投資，鼓勵中國最好的國企“靚女先嫁”，同時以“一賣了之”、“一股就靈”批評打壓股份合作制改革。另一派認為，中國應當借鑒日本、韓國的經驗，采取對民族企業適度保護、禁止外資壟斷市場、扶持鼓勵國企通過股份合作制激發員工創造力，在國內同行業形成幾家相對壟斷的優勢企業后，再對外對等開放。這場大博弈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在1999年春夏達到高峰。

　　在這個爭論中，當時身為《工人日報》駐安徽記者的筆者，力挺“適度保護+股份合作制”的道路。1996年秋，刊發了《頂住跨國資本沖擊》一文，報道了合肥開元輪胎廠外資控股和股份合作制改制兩條道路博弈，引發了當時安徽省委書記與合肥市委書記的較量；在1997年夏，安徽省率先在探索股權分置改革，筆者先后奔波滁州、銅陵等五地10多家企業調研，發表了七篇系列調研；1999年2月在《南方周末》刊文《揚子改制：是改革探索還是封建倒退》支持滁州揚子集團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1999年9月，經過兩個月對湖南瀏陽的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深入調研，《工人日報》刊發了1.8萬字的《潮動瀏陽河陽》（此文刊后不久，全力支持刊發該文的《工人日報》總編輯張宏遵被免職）。

　　1999年，經過對中國改革開放思路的深入系統思考，本人撰寫了《平衡木上的中國》一書，此書的另一個備選名字是《2010中國不戰而勝》，該書的主要思想是：中國如同一個走在平衡木上的人，手中持著平衡桿，它的一端叫改革，一端叫開放，隨著開放越來越激進而改革停滯不前，開放的一端必越翹越高，改革的一端越沉越低，這個人最終會失衡而掉下平衡木。或者如一個人走路，開放這條腿越伸越前，而改革這條腿原地不動，這個人要么摔倒，要么被撕裂。該書預言，如果中國選擇了改革開放的平衡戰略，即以產業適度保護+產權改革（主要是股份合作制）的道路，在十年之后，即2010年之后，中國將成為全球強國，對于外部遏制不戰而勝。

　　這本書當時被廣州的民營出版商陳方遠先生看好，并已經付出了2萬元訂金。然而，由于當時極其嚴厲的出版管制，嚴禁議論開放政策，他找遍了廣州、深圳和北京的出版社，沒有人敢出版，最終此書不見天日。其后，本人多年輾轉多地工作，其書稿大部分已遺失，僅剩下第七篇，也就是最后一章作為紀念。 

　　當1999年11月15日中美正式簽署加入WTO協議時，本人就明白中國已經選擇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現實的選擇與理論的選擇不同，理論的最佳選擇往往在現實中被拋棄，因為現實選擇是由于博弈的各方綜合力量所決定的，是由這個社會主流精英的利益、立場、眼界、價值觀和責任感所決定的，甚至不是由當時的個別主要領導決定的。當國家道路選擇后，個人順之者昌、逆之者衰。于是本人也辭去了《工人日報》記者下海，南下廣州，加入了當時正處鼎盛期的《南方周末》。

　　中國未來1-3年將為改革滯后于開放付出沉重代價

　　在其后十多年中，筆者有幸一直站在時代的前沿，觀察著行業、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演變。2001年初-2004年11月，本人參與創辦《21世紀經濟報道》，見證了一個《當寶潔紀元不可抗拒地來臨》（跨國公司控制中國產業鏈，2001年4月）的過程；2004年11月-2010年初，本人參與創辦《第一財經日報》，見證了美元金融資本和國際熱錢，在中國逐漸控制了中國貨幣金融，在資本市場由悄然滲入到呼風喚雨的過程。時至今日，由于開放越來越激進而改革停滯不前，甚至有所倒退，其副作用已經十分明顯。

　　在產業領域，除電信設備業成為罕有特例外，絕大多數領域對外資不加限制，甚至超國民待遇地開放，外資很快都占據了壟斷地位。后來，在高新科技領域，由于外資PC、VC投資+納斯達克上市的優勢，聯網+等領域，外資控股企業壟斷程度更高。大部分中國制造只能成為跨國公司的OEM車間，利潤非常菲薄，根本不具備技術升級的資金積累，加上土地、勞動力、人民幣等成本大幅上升。同時東南亞等國家廉價勞動力競爭、TPP進口替代，再加上再工業的歐美在新興高科技領域的卡位。中國世界工廠已經盛極而衰，越來越多的中國制造車間破產倒閉。聯想已經是他們當中最好的了，如今也后續乏力陷入負債運營狀態。2005年以后，外資壟斷企業普遍從投資階段進入利潤回報階段，而且從2013年開始出現了較普遍的本金撤離，特別是日資企業更是系統性撤退。由此，中國民族企業對外出口所獲得的貿易順差，也基本上被外資外流利潤吃光。

　　在貨幣金融領域，2005年7月的人民幣升值，誘導美元資本和國際熱錢巨量涌入中國，從海外流入的外匯占款一度與基礎貨幣的比例高達131%,即中國所有的流動性全部由海外流入。國際熱錢入境后，極大地推高了樓市，將老百姓的現金收入套在其中；在股市上興風作浪，在2005-2008和2014-2015年的兩輪超級過山車中，將百姓數以十萬億元計的財富轉移到外資權貴囊中。而進一步的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而可能引發的人民幣匯率動蕩，其損害很可能N倍于2015年的股災。

　　事實上，我們已經為開放激進改革滯后這條失衡道路付出巨大代價，未來1-3年我們很可能還會付出承受不起的更大代價。而與此同時，華為、中興通訊等則在品嘗著吳基傳和任正非等選擇正確道路的成果。

　　今天寫這篇文章，不僅僅是為十幾年前那場爭論、為那本未能出版圖書劃上句號，了卻一個心結。更重要的是，如果未來1-3年，倘若我們真的為開放激進改革滯后的道路選擇付出了難以承受的代價。我們該如何反思總結經驗教訓？是破罐子破摔，徹底放棄民族企業，淪為西方資本，特別是美元金融寡頭資本的奴仆，不僅喪失國家經濟、貨幣和金融主權，乃至失去政治主權，甚至喪失種族生存的自主權；還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徹底閉關鎖國，回歸計劃經濟，甚至實施軍事管制，扼殺國民的創造性和主動性？

　　屆時，中國正確的道路，相當可能成為唯一現實理性共贏的選擇還是——適度保護+股份合作制+國內充分競爭。那時，或許更多的人能發現華為最大的價值和意義——成為國家道路再次理性選擇時不容忽視的重要坐標。

　　（作者為中華元國際金融智庫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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