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馬光遠撰文指出，中國的官方經濟學思想正式告別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的經濟學，向重視“供給管理”，重視經濟的持續增長動力的經濟學轉變。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11月10日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可謂中國宏觀政策的重大分水嶺：在這個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正式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這被視為，中國的官方經濟學思想正式告別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的經濟學，向重視“供給管理”，重視經濟的持續增長動力的經濟學轉變。

　　事實上，在“五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建議稿中，已經明確提出要“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加快實現發展動力轉換。”這也意味著，“十三五”期間，中國已經把實現可持續增長，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著力點放到打破各種障礙，釋放經濟增長的活力，提高潛在增長率的“供給端”上來。

　　從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給端”，這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官方經濟學思想轉變的必然選擇。在過去經濟高速增長以及短缺周期下，經濟出現周期性的波動，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刺激，通過控制或者刺激需求，特別是，通過擴大政府投資，熨平短期性的波動，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但是，這種通過需求端管理經濟的政策一方面具有短期性，除了在一個平面水平上擴大產能，其實無助于經濟潛在增長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在當前中國經濟告別短缺，很多行業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無論是政府投資，還是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應都在急劇下降。中國經濟要實現突破，關鍵不在于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需求，搞重復性建設，而是如何突破增長的瓶頸，通過結構性的改革，破除經濟增長的障礙，提升潛在增長率。從長期看，經濟增長取決于長期潛在增長率，也就是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所以要實現長期可持續增長，僅靠需求側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須通過改革、經濟結構調整和科技進步，來提高潛在增長率，也就是改善供給側。這即是“供給經濟學”的基本要義。

　　在宏觀經濟學演變史上，“供給學派”在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可謂風靡一時。這個學派是上世紀70年代后期興起的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強調需求方面的理論，而特別著重于供給方面的一個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包括諾獎得主蒙代爾以及拉弗。盡管在經濟學歷史上，這個學派被公認為沒有建立自己的理論和政策體系而廣受詬病，并在里根卸任之后而基本銷聲匿跡。但其政策主張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戳到了美國經濟的最大的病癥，從而被美國總統里根采納，以“里根經濟學”而揚名立世。供給學派認為供給是實際需求得以維持的唯一源泉，強調決定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都是經濟中的勞動和資本的配置與有效利用，認為抑制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原因是過多的政府干預，以及過高的稅收，因此主張放寬各種管制，降低邊際稅率。供給學派成為上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的官方經濟學，里根提出的一系列經濟改革和復興計劃就是采用了供給學派的觀點和主張。

　　時下中國經濟學思想轉向“供給側”的時代背景盡管和當年美國經濟面臨的環境不同，但又有很多相似之處。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也陷入了戰后黃金期后的大停滯。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泰勒．考恩在其《大停滯》一書中談及美國經濟停滯時將經濟陷入停滯的原因歸結為兩點：一是低垂的果實，也就是好干的，容易干的產業都干完了；二是美國進入了科技高原，缺乏重大的創新。這和時下的中國經濟非常相似。當下的中國經濟，容易干的產業也基本已經干完，傳統的增長動力趨弱，包括制造業、人口紅利、投資、房地產、出口、消費在內的傳統引擎都已經筋疲力盡，難以為繼。靠過去的刺激政策繼續維持經濟增長已經沒有任何出路，這意味著，必須通過供給端的改革，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而不是通過加大刺激，人為拔高數字，實現所謂的“高跟鞋式增長”。

　　經濟增長的供給端因素，筆者認可經濟學家蔡昉的說法，指“構成后發國家增長瓶頸的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能力，包括資本、技術、勞動力、人力資本的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就供給端而言，中國無論在制度供給、技術供給以及人力以及社會保障供給層面，都有極大的提升空間。也就是說，所謂“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層面，構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須的現代金融、產業、財稅等制度體系，放松各種管制，打破壟斷，釋放民間資本的活力；在技術層面，通過營造激勵創新的生態，實現創新驅動；在人力層面，通過教育制度改革，實現人力資本的跨越；在社會保障層面，通過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實現共享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意味著，中國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等跨越的關鍵，在于通過打破各種“供給抑制”，攻堅克難，提升潛在經濟增長率，提升全要素增長率，實現經濟的動力升級、產業升級、制度升級。比如，能否真的推動國企改革，讓效率不佳的國企退出市場，能否真的讓民間資本可以進入99%的領域，能否徹底廢除計劃生育，能否把大量的配置資源的權力從政府手中剝奪，能否真的打破利益藩籬和各種壟斷，能否真的不再考核沒有意義的GDP增速，能否真的下決心減稅，能否真的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更多向民眾傾斜，這都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這都很難，但這都必須做。否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鏡花水月。

　　一個運動員最終的成績取決于其體能，而不是靠興奮劑。這就是中國供給經濟學的真正內涵。

　　最后想說，中國近年來一些學者發起“新供給經濟學”之類的組織，但細看這些中國學者的主張，其實并沒有多少新鮮之處，不過是山寨版的美國的供給學派而已，所提主張都是常識和多年來各界著力推動的。我想說，思想的困乏，特別是中國本土經濟學思想的窮困也是中國經濟政策難以跨越和突破的根源。在思想貧困的情況下，公共政策是很難有所突破和作為的。所以，一些中國學者借此給自己臉上貼金，似乎創立了什么真的經濟學學說，實在是“可愛”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