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科研經費的灰色利益鏈

　　最近，科技部部長萬鋼炮轟科研經費腐敗嚴重，再次引起了社會對財政科研經費使用情況的關注。

　　《南風窗》記者選擇了幾位普通的科研人員，向他們了解關于科研經費申請和花費的最普通經歷。從來自各個不同單位和領域的研究人員的敘述可知，按照正式的國家規定，他們個人和周圍同事的科研經費使用普遍存在許多不合規之處，充滿著灰色。

　　我們無法肯定這幾位采訪對象所講的情況就代表了科研經費的普遍情況，但問題之嚴重已不容忽視。當少數人違規時，應該處罰的是個體，而如果許多人都這樣靠灰色方式來運行，灰色收入成為許多人的常規收入的一部分時，也許，真正該追問的是，為什么這些科研人員都無法正常利用現有科研經費做出有益社會發展的科研學術成果，而只能長期生活在這種灰色地帶之中？

　　“有的騙錢，有的累死”

　　張宇（化名）是某國家級科研機構一個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他的印象中，即使在同一個所內，因為研究領域、資金來源和具體項目等不同，資金使用的浪費和效用也存在巨大差異。

　　他所在研究所的研究領域主要分四大塊：基礎學科考核的主要是論文，成果質量完全靠研究者個人把握，有好有壞；生物學，尤其是微觀生物學，被他認為“最容易騙人”。他的一個朋友申請一個科研項目并寫了相關論文，曾對他說，“就是騙國家點錢花吧”。美國人寫的同類論文，發表后國內當天即能看到，相比之下，國內同行寫的許多東西是沒有實際用處的；而在資源環境領域，普通的情況是，“100塊錢中有80塊是被浪費或被挪用的”；高技術學科領域內則浪費最少，“投100塊，真正用上的能占一半以上”，這有兩大原因：一是這個領域為了研究要購置的東西較多，必然需要花費一部分錢；二是研究出來的東西要有實際用途，也使得工作必須要用心。

　　而就各種不同渠道的資金而言，他認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項目相對比較公正，一是對于申請人的條件限制小，從事相關科研的人員都可以申請，且主要由業內專家評審，相對較為公正。而來自科技部的資金，則因為一些體制性的原因，實際中的使用并不太盡人意。

　　比如，科技部的主要導向是要出政績，設了許多要得比較急的課題，且相關的官員有很大權限：在初審時官員就能按照自己的偏好確定項目，雖然此后也要進行專家評審，但評審后還要經過預算階段，這一關還是由相關官員決定。這意味著，即使專家評審通過了，相關官員也能以“預算有限”不給錢。張宇本人就遇到過好幾次類似情況。

　　另外，從進入門檻而言，雖然科技部的項目按照規定也是相關科研人員都有資格申請，但在實際中，由于它是將名額下放到各個單位，每個單位名額有限，所以單位里能拿到課題的基本只有學霸和領導，“如有兩個課題，往往是一個院士得一個，所長或副所長得一個”。

　　具體到經費的使用情況，張宇表示，目前普遍存在的科研經費挪用，不能光說科研人員不好，因為現在科研人員的基本工資很低，還有助手、學生和聘用人員的工資和勞務費用需要發放，這一部分應屬合理挪用。另外，由于按照目前的經費管理，只能報銷某些科目，一些的確需要花費的錢沒有列入科目之中，只能列入一些管理較松的項目中報銷掉。一些不合理的費用主要出現在采購和會議方面。購買器材的價格水分可能比較大。會議也可能有很大問題。據他所知，從會議費用中抽取至少20%的回扣，已經成為一個潛規則。

　　令他感慨的是，在這種體制之下，有的科研人員可以輕松應付并拿到大筆經費，“基本是騙錢”；另一些科研人員則須面臨經費管理和研究成果的雙重巨大壓力：他認識的同行中，有搞高技術研究累死的；9月份，一位大家平時覺得“很老實”的國家級課題項目主持人跳樓身亡，傳言即是因為面對審計，說不清自己項目經費的花費。

　　主要不是貪掉，而是浪費掉了

　　李宏（化名）是某部委下屬研究院的中層管理人員，5年來連續主持一個總額為200萬元經費的國家社科基金研究項目。他的切身感受是，各個研究單位的經費管理具體差別很大，但就他自己所在的單位而言，這些經費主要不是被挪用或貪污掉了，而是“被浪費掉了”。

　　他表示，像自己所在的這樣較老的部委下屬單位，財務制度較嚴，很多財務人員自己也是做科研出身，比較大額的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套錢”，套不了多少，所以經費主要不是貪污了，而是浪費在各種不必要的活動上了。

　　由于按照規定，項目經費只能用在餐飲、車票、住宿和成果出版等幾項主要花費上，為了“正當”地得到這些票據，就必須常去郊區的度假村，或者時而去麗江和三亞等地“開會”。吃一頓飯一兩千塊。有時出去也會帶著家人一起去。

　　李宏表示，同時，研究人員的基本工資非常低，好幾年都沒有漲過工資了。他認為，作為主要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社科研究經費，沒有給課題人的勞務費用，而是規定都必須花在這種“吃住行”上，是非常不合理的。

　　在這一點上，一些企業課題就顯得較為合理，因為這種課題會專門留有20%左右的勞務費用，所以一些研究人員寧愿做企業課題。而做國家課題，主要是為了樹品牌，名聲好，或者評職稱，以及在單位內部的考核。這些國家課題做出來的成果最后審核也不嚴，很多東西并沒有實際用處。

　　財務人員也拿回扣

　　王梅（化名）是中央某直屬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她強調，院下屬各單位的經費情況區別很大，其中除了各單位領導的因素外，各個單位會計和出納等財務人員的個人因素也起著很大作用，具體到不同的發票可能在這個所能報，到另一個所可能就不能報。

　　同為社科領域的事業單位，與上述李宏一樣，她本人所在的單位主要能報銷的項目也是餐飲、住宿、交通和書報資料費等。她覺得有些規定沒有什么道理，隨意性很大。

　　研究課題，規定第一年要花掉一部分，過時不花掉，就要沒收，只能大家去找票。一個熟悉的研究人員有幾千塊錢年底必須花掉，不然就收回去了，于是分了3000塊錢的額度讓她去買書來報銷。

　　她印象深刻的是，研究經費報銷跟財務人員個人的巨大關系。她單位里的財務人員對研究人員算是不錯的，會經常提醒她各種要注意的財務問題，“有些東西如果財務人員不告訴你，你自己是不知道的，會搞得很累，許多事還辦不了”。

　　有一次，她去報一筆發票，報之前財務人員明確提出，報完了要給拿1000塊錢。她跟同事說起來，別人還覺得她這么不懂事，“你怎么還要別人開口？”

　　給財務人員一部分錢，儼然已經成為某些研究單位的潛規則。因為他們掌握著整個錢的流動，早報一點，晚報一點，或者提醒你什么東西有更大的空間，其中獲益或受損都很明顯。

　　至于有些人說的報銷審計越來越嚴，她認為，道高一尺，魔高一尺，如果手上有課題費，總是能占點便宜的，平時的日常開銷一般不用自己花錢，報掉都沒問題。

　　找發票成了核心能力

　　李雷（化名）是某國家級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他所在的研究所賬務是由專人統一報，所以經費使用這一塊，關系到自己的，他印象最深的是“找發票”。

　　與上面兩位社科研究人員類似，李雷能報銷的發票類型也主要是書報資料、出差住宿、會議、餐飲票和出租車票幾大類。“哪個課題也得花點錢，但其他的，只要能找到真發票，都報得掉。”

　　他的經驗是，像國家圖書館這樣大的正規單位一般發票是買不到的，一些復印店、小書店等不太正規的地方則是能買到的。餐飲和出租車票能報的越來越少，現在明顯向書報和會議等方向傾斜，一般這方面的發票報起來都沒什么問題。

　　令他感慨的一點是，如今的發票越來越正規，很多營業單位跟稅務機構聯網，虛增發票很難開，發票成了緊缺物資，一兩年前給對方3個點、5個點的回扣能很容易地找到發票，現在要7個點8個點才能找得到；另一方面，財務審計越來越嚴，“兩頭一擠壓，找票能力成了核心能力”。

　　不同來源的經費管理方式也有很大差別，來自國家社科基金的錢審得松一些，“國家撥給你的，買電腦都可以”。但自己本單位的錢審得就比較嚴。他記得，有一次一個同事為了報所里一個1000塊錢的課題費，找了一疊出租車票，結果財務就沒通過，后來還是托朋友找了當地的住宿票。

　　不同的課題也不一樣。最近，他參加了一個研究項目，首期下來10萬元，每人分1萬元，讓每個人自己找發票報，結果是幾個組員都只找到四五千塊，還是課題負責人找了幾萬塊才算湊滿。“為了一點錢，四處找票，很不值得。”作為一個國家級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他為要經常四處找發票來領取自己的科研經費感到無奈。

　　他至少可以慶幸的一點是，自己買書可以隨便買喜歡的，而他妻子是另一個事業單位的科研人員，開買書發票時，得提供書名，由于研究領域較窄，很難在其中加上非研究領域之外的其他書籍。

　　因為夫妻倆都需要發票來報課題經費，曾讓一個開出租車的親戚找過一些出租車票。那親戚找了四五個出租車同行，一個車給了幾千塊錢的票，結果，他妻子也只敢一個車用了兩張票。“心虛，給財務的時候，別人發現全是同一輛車的票，問起來沒法解釋。”以后也不太愿意問人要票，“這也是人情，人家不一定覺得你賺了多少”。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最近發布了一項名為《中國財政科技撥款體制的若干問題與對策研究》的報告，其結論認為，中國的科技預算制度存在科技預算的編制不科學、科研投入多投、預算的管理缺乏約束、科研人力資本補償較低等問題，建議調整科技撥款結構、改革科技預算制度、充分補償科研間接成本等。

　　在接受《南風窗》記者的采訪中，課題組成員之一、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汝鵬表示，研究中發現中國目前財政科技撥款體制主要存在三個問題：一是保障性經費少，而競爭性經費相比之下過高，2005年達到80%，在2009年雖然降到60%，但仍然過高。這使得研究人員在項目申請和考核中疲于奔命；二是財政撥款中基礎研究的比例很低，僅占5%左右，大量資金被用于應用化、產業化方面，而這些方面，本應該由企業或其他社會資金來承擔；三是經費分散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科技部和國家發改委等10多個部委，導致重復投入和低效率。

　　也許，更重要的問題是：科研經費成了一條利益鏈，而科研人員則成了現行體制下的科研食客。納稅人已經不只是在為科研埋單，而是為一條利益鏈埋單。